一同逃亡。
“我的第一个家在巴拉圭，”她告诉邦德。“我当然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后来
我才意识到，几乎从一开始，我就能说四种语言——芬兰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
语。我们住在森林里的一个有围墙的寨子里。我们在那里其实很舒服，但是有关我
父亲的回忆却是很不愉快的。”
“告诉我吧，”邦德说道。他劝说她一点一点地讲出了实情。事实上，它是个
老掉了牙的故事。塔迪尔既专制，又酗酒，既蛮横，又是个虐待狂。
“在我十岁的时候，我们逃走了——我母亲和我。我觉得那是一场游戏：
装扮成一个印第安孩子。我们是乘独木舟离开的，然后在某个瓜拉尼人的帮助
下到了亚松森。我母亲成了一个十分悲伤的女人。我不知道她想了什么办法，但是
她为她自己和我都弄到了护照，瑞典护照，以及一些津贴。我们乘飞机去了斯德哥
尔摩，在那里住了六个月。我母亲天天去找芬兰大使馆，最后我们终于拿到了芬兰
护照。头一年我的母亲一直住在赫尔辛基，办理离婚手续，要求为她失掉的土地—
—就在这里，在北极圈里——得到赔偿。我们住在赫尔辛基，我在这里才开始上学。
也就是在这里，我遇见了保拉。我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事情就是这样。”
“这样?”邦德重复道，他的眉毛耸了起来。
“唔，其余的事都是可以预料到的了。”
在上学的时候，里夫克开始知道有关她父亲的事情。“十四岁时，我知道了一
切，我吓呆了。我的亲生父亲竟抛弃了他的祖国，加入党卫军，这使我感到十分厌
恶。我想这成了一种摆脱不了的心态——一种情结。到我满了十五岁的时候，我已
经知道，就我自己的一生而言，我想要做什么了。”
邦德在审问时听见过许多自白。多年的经验会使你对它们产生一种感觉。里夫
克的故事是真实的。对于这点，邦德愿意拿出钱来打赌，哪怕只是因为这个故事讲
得很快，只有一些最必要的细节。那些藏在极其隐蔽的伪装下的人，往往对你讲得
过分详细。
“报仇?”
“某种形式的报仇。不，这个字眼儿不正确。我的父亲跟希姆莱所谓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