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清淮来到了和宋珂地理位置上完全相反的地方——新西兰。
刚来的头几个月，她只负责最基础的案管工作：翻译笔录、整理证据、跑窗口、帮王响做会议记录。
这些事情不难，但量大、碎，而且全是英语环境，她几乎是靠着熬夜和百分百投入到工作中撑过去的。
叁个月后，她开始能跟上大部分当地律师的语速，也敢在会议中发言。
王响慢慢把更复杂的工作交给她，比如准备提交给机构的材料草稿，或者独立整理一个witnessstatement。
她从不说“我不会”，只会回一句：“我试一下”。
再后来，她开始负责跨机构沟通。
给对方发邮件、打电话、跟项目方确认进度——这些在新西兰都是极消耗语言和判断力的事。
文件从她手里出去的时候几乎不会出纰漏。
做满一年那阵子，王响第一次把她留在会议室，让她独自和当地律所的人谈一个简单的流程问题。
那天她坐在桌子另一端，手心都是汗，笔记记得密密麻麻。
但会议结束后，没有人发现她是第一次单独来。
同一时间段，宋珂被告知，余清淮已不在A省，大概率已出国。
他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无数次记忆的回溯里，才发现自己一直看低了余清淮。
原来在她每一个看书的清晨，或者她学习的每时每刻，都在做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努力离开他。
他在筹备着两人未来时候，她同时也在筹备着离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