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好像是兰州医院的医生。我没有找她看过病。”
“那你知道不知道中岛芳子？”
胥林德摇摇头：“跟我们联系的人都是用代号，我知道一个叫燕子的人。她的关系是掌握在迪卡特的手里的。”
“我现在需要你继续用电台跟外面保持联系。”
1964暗战原子弹（五）（8）
“是。”
“你现在，要跟香港方面说，暂时改变计划，继续留在兰州。”
“好的。”
让中情局误以为黑蛇小组在继续活动，是彻底挫败“高原沙尘暴”
计划的最好途径。但是这对戚文彰来说就是一个严峻挑战，首先一条他必须保护好胥林德。如果他被刘云非的手下带到体育馆开万人公审大会就全完了。
出于这种原因，戚文彰决定立即将他转移，把他送到马大军那里看管。戚文彰安排胥林德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直接飞往兰州军区。
在今天的人们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产生另外一种感触。今天中国大跨步走向法制，我们的司法体制和运作程序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人们往往把它看成是经济发展和国际化使然，多少有些被迫的因 素。其实在四十年前，戚文彰已经意识到采用这种国际语言在涉外交往的重要性。他能够熟练地把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政策与西方现代司法体系中对我有利的部分结合使用，成功地与一个怀有完全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人在法律和道德层次上对话，最后征服了对方的心。
这种敢于大胆借用西方司法观念同时又能融合自己社会现状的既务实又前瞻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也是颇具指导价值的。
戚文彰在这一回合的成功，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具有超前的法律意识，这是跟他多年工作所历练出来的从民族整体利益思考问题的“大智慧”有关。
然而，戚文彰不是圣贤，更不是完人。他在与刘云非周旋，在抓捕胥林德，在审问胥林德的工作中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这使得他忽略了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追捕中岛芳子。也许当时他认为胥林德的事情更加紧迫，也许当时他认为攻破了胥林德之后，从他那里将得到中岛芳子的线索。总之他的选择是首先拿下胥林德。而这样他就轻易地把自己的后背留给了中岛芳子。
中岛芳子在日本的称号是千面间谍。在香港她成功地以钟毓华的名字成为一个左派商人，到了中国内陆，她公开的身份仍然是爱国华侨。这样她就有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她善于化装，能够长时间地装扮从35岁到65岁的女人。她能够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和东北话，也能够说带有广东腔调的国语。虽然她不是中央情报局直接派遣的间谍，但是她却成了戚文彰最危险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