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們關係最差的一年。我逢年過節都會給他發祝福語，我們都不善於表達，這是我示好的方式。那張被我存放在家中的1963年的老唱片不見了，我將它當做話端，池易暄終於回復了我，閃動的消息框裡只有兩個字：
扔了。
扔了我的唱片，他開始偶爾回我的消息，大多是當家裡有求於他時，比如為我找實習一事。
事情到現在，已經過去三年，我從未在池易暄面前提過白煬的名字。池易暄除了第一年沒有回家，之後每年放假都會找機會回來，可能是因為他意識到我沒有那麼重要，我不應該成為他與家人間的路障。
飯桌上坐到一起，他不再迴避我，他知道媽媽希望我們破冰，於是和我在餐桌上扮演兄友弟恭。下了餐桌，我去找他，他會沖我微微揚起嘴角，我很討厭他那樣笑，仿佛我是一個在糖果店前撒潑打滾的小孩，而他知道這一招不管用，看似微笑對我，實則滿眼譏諷。就像奢侈品店裡對待窮顧客時的銷售員，趾高氣昂，卻又迫不得已需要正眼相待。池易暄對我就是那種態度：迫不得已正眼相待。不過我與他不是顧客與售貨員的關係，他不需要維持這種體面，他將手握在門把上，客廳里媽媽和池岩聽不見他的聲音，只有我能聽見他清晰的發音：
「滾蛋。」
我以為他恨我恨得要死，得益於韓曉昀那通電話，現在我的心情好得不得了。
我哥沒有那麼討厭我——他可能還是討厭，但是礙於池岩和我媽的面子，迫不得已要照顧我，這是一種進步。因此就不想再找他不痛快了，我樂得去貼他的冷屁股，伸手不打笑臉人，最好讓他捨不得揍我。
辭職第二天，我撥通了黃老闆的電話，告訴他我說服家裡人了，現在可以回去繼續工作。起初他半信半疑，但我向他拍胸脯保證：都什麼年代了，我的目標就是消除偏見，再和CICI一起做好做大。
一番胡說八道打消了黃老闆的疑慮，他讓我當晚就回去上班。
池易暄公寓就在市中心，我不再需要花兩個小時通勤，晚飯過後走路過去就行。韓曉昀對我的歸來很高興，雖然他罵我和我哥都是人精。
我和池易暄的作息截然不同，池易暄早上七點多出門，晚上九點回來，而我晚上六點出門，凌晨七點回家睡覺。我們的生物鐘基本錯開，平時根本見不到對方。
我一周上六天班，一般周末兩天都得去（因為人流量高）。周一人最少，所以那天一般都在家休息，一周中我只有這一天有機會見到池易暄。
周一往往是他最忙的時候，他回家時已經是夜裡十二點，我正在他60寸的電視機上玩《塞爾達》。他換上拖鞋，瞥了我一眼，冷聲說：「讓你住在我家是讓你找工作，不是打遊戲。」
「我今天投了十多家公司。」
「所以你到現在一共拿了幾個面試了？」
「……」
這人非要懟我一嘴才開心。
池易暄放下公文包，在冰箱裡翻找起來，似乎沒找到能吃的東西，我看到他關上冰箱門，轉頭從儲物櫃裡拿出一袋泡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