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也笑了，他的个性确实跟这样的典型形象差不多。
“你真的准备好了一个人在监狱里，一对一面对着精神变态杀手?”阿普卡严肃地再问了一次。
“是的，”艾琳说道，但是她说出来后显得有些胆怯，比她想象的还不确定，“是的，”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一次更加确定勇敢，“我都等不及了，”她表情冷冷的，扬起了眉毛。
他仔细观察了她几秒钟，“那么为什么对精神变态这么感兴趣?”他问道。“我的意思是，当你问一个小女孩长大后想要干什么的时候，通常与精神变态杀手一起工作肯定不会出现在她们的备选项里。”
艾琳垂下眼帘，努力隐藏自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勾起的强烈情感伤痛。那么她会告诉他什么呢?她亲眼目睹自己一家人被残忍地杀害了?她为此受到了精神伤害很长时间?她只能靠发誓要毕生投身于研究这些恶魔为什么会让她和她的家人遭此厄运才能让她表面勉强恢复了正常?
她要不要告诉他她花了多年的时间刻苦训练她的胆识和身手，让自己不再无助，成为多项徒手格斗和各种器械格斗的专业人才?
不，暂时不能。她非常了解阿普卡的过去。在他开始研究精神变态者之前，他是大脑成像技术方面的开拓者，绘制了大脑图位，对情感反应进行了大量研究了，对于精神变态者的研究是他之前研究的延展。他对此并没有兴趣，进行该项研究的动机完全是学术性的，而艾琳的更加出于本能。
如果知道她的过去，现在她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是不可能的。阿普卡可能会质疑她的参与是想进行一次仇杀而不是推动人类认知的进步。他可能不会担心囚犯会对她做些什么，而是担心她会对囚犯们做些什么。
无数的科学家经常会在个人的悲剧中找到自己的使命。研究帕金森病或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人员，通常都亲眼目睹过自己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深受疾病折磨。又有多少肿瘤学家选择这个研究领域是因为他们眼见着自己所爱的人慢慢地被癌症夺去生命却无能为力?艾琳的选择与此无异。阿普卡或许也会这样想。
但是可能他不会这样想。很多人可能觉得她研究精神变态者的动机与肿瘤学家因为癌症夺走爱人的动机不同。阿普卡可能也是其中一员。所以她不会给他最诚实的回答，冒这个险。幸运的是，所发生的这一切，还有她接受的心理治疗都被封存了。她想把这个秘密一直带到坟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