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有一辆黑色的林肯牌汽车在等着。伦尼开车把我送到外面。当然，我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我长大的那个地方离圣伊莉莎白医院不过几英里远。我5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冲进了这里的急诊室(缝了12针)。7岁时，噢，我到这里治疗沙门菌这事已经讲得够多了。后来我上了医学院，并在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以前人们这样称呼)做过住院实习医生，但为了争取一笔眼科修复学基金，我又回到圣伊莉莎白医院。
对，我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但可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偶尔我也做做鼻子整形手术，但你不会看到我整天同一堆硅酮之类的东西打交道。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对此有什么看法，仅仅是因为我做的不是这些事。
我与齐亚·勒鲁一起从事儿童外科整容工作。齐亚来自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是我医学院时的同窗，而且总是干劲十足。我们为一个名叫“互相帮助的世界”的团体工作。事实上，这个团体是我和齐亚组建起来的。我们照看着那些因先天因素、或因贫穷和暴力冲突而身体畸形的孩子，他们多数来自海外。我们到过许多地方，我曾在塞拉利昂从事过面部修复工作，在外蒙古进行过腭裂修复手术，在布朗克斯治疗过烧伤病人。与干我这行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接受过广泛的培训。我研究过耳、鼻、喉，用了一年时间研究整形外科、口腔学和我前面已提过的眼科学。齐亚的训练经历与我类似，不过她在上颌学方面更拿手一些。
你可能把我们当成是慈善家了，那你就错了。我是有选择的。我在工作中也可以犯犯错误，比如可以把那些已经非常美丽的人的皮肤打个褶皱——或者我可以向那些受伤的穷孩子伸出援助之手。我选择了后者。
清新的空气浸润着我的胸膛。太阳照耀着，好像是头一次出日头一样，嘲笑着我忧郁的心情。我斜过脸对着太阳，让阳光抚慰着我。莫妮卡以前就喜欢这样。她口口声声说这样可以使她“得到放松”，脸上的玻纹会消失，好像光线成了温柔的男按摩师一样。我闭着眼睛，伦尼默默地等着，没有打扰我。
我一直认为自己过于敏感。看无声电影时我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不过和我父亲在一起时，我却从来没有掉过泪。而现在，面对这一飞来横祸，我感到——我也不明白——泪水已不能表达我的感情。我断定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卫心理机制。我只能努力向前，这跟我干的这一行也没多大差别：裂口刚一出现，我就把它们缝上，以免它们全部裂开。
伦尼对刚才那个电话仍是余怒未消。“那个老家伙对此有什么看法?”
“一丁点儿也没有。”
他平静了一会儿。我知道他此时的心思。伦尼把他父亲的死归罪于埃德加。他家那位老头以前曾是埃德加控股的普罗耐斯食品公司的一名中层主管，曾在那家公司辛辛苦苦地效劳了26个年头。就在他刚满52岁那年，埃德加精心策划了一次大的兼并活动。伦尼的父亲丢了饭碗。我记得马库斯先生坐在厨房的餐桌边，耷拉着脑袋，双肩耸出，非常仔细地把他的履历装进信封。他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两年后死于心脏病。伦尼坚信这两件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他说：“你真的不需要我过去吗?”
“嗯，我没事的。”
“带手机了吗?”我把手机给他看了看。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向他道了谢，让他一个人走了。司机打开车门，我龇牙咧嘴地上了车。路程并不远，新泽西州卡塞尔顿，这是我的家乡。我们在这里历经了错层式房屋的60年代、大牧场庄园式的70年代、铝制墙板的80年代、豪宅华庭的90年代。最后，这里的各种树木长得越来越茂盛。各色各样的房子远远地坐落在公路两侧，掩映在―片葱茏之中。我们现在正向这片古老的富人住宅区靠近，这片土地上总是能闻到秋天和木柴烟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