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也是。”
“如果我不告诉你呢?”
“也许，”她说。“你不告诉反倒好一些。”
“相信我，谢里尔。我需要这个号码。”
她摁下开关，打开信号灯。“雷切尔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好啊。”
“她花了好长时间才忘掉你。”她犹豫着。
“我不也是吗?”
“一点不错。我不是说这样就对。只是……有些事你得知道。”
“比如说?”
她的眼睛盯着公路，两只手握住方向盘。“你问过伦尼我们为什么从来不把她离婚这事告诉你。”
“是的。”
谢里尔扫了一眼反光镜，不是看公路，而是看她女儿。玛丽安娜似乎沉浸在游戏中。“她没离婚，而是丈夫死了。”
谢里尔在中学前面停下车。玛丽安娜取下耳机，下了车。她没有啰里啰嗦地作例行的吻别，而是说了声再见。谢里尔把车倒回车道。
“我很难过，”我说，因为人们在这种场合都要这么说。因为此时的思维方式非常奇异，甚至令人毛骨悚然，我差点加上一句：嘿，雷切尔和我另外还有些共同之处。
这时，谢里尔好像读懂了这些想法似的。她说：“他是被枪杀的。”
有好几秒钟我们的心头被这一不可思议的类似事件压得沉甸甸的。我一言不发。
“具体细节我不知道，”她迅速加了一句。“他也是联邦调查局的。当时雷切尔是联邦调查局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他死后她就退休了。她不再给我打电话，从那之后她的境况就不大好。”谢里尔将车开到我的车旁，停了下来。“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从大学时算起，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雷切尔现在不是多年前你爱着的那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