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男人死了。不是医生也能看得出来。他的后半个脑袋被打烂了，脑浆红红白白地凝结在一起，溅在柴垛上。我不是弹道专家，但是造成的破坏如此严重，要么是用大口径子弹，要么是在非常近的距离开枪。
“他有同伙，”雷切尔说。“他们朝他开枪后，通过这扇门逃跑了。”
我向下凝视着他。怒火再次被点燃。“他是谁?”
“我检查了他的衣袋。他有一沓钱，但没有身份证。”
我想踢他一通。我想摇着他问他把我女儿怎么着了。我看着他的脸，虽已毁容，但还是蛮英俊的，我怀疑是什么使他鬼使神差地来到这里，我们的生活道路为什么会交叉到一起。这时，我注意到一点奇怪之处。
我的头侧到一边。
“马克?”
我双膝跪地。脑浆并不能使我恶心。至少，碎骨片和血淋淋的肌肉组织不会使我胆怯退缩。比这更严重的伤势我也见过。我检查着他的鼻子。这其实是个灰鼻子。我记得上次见过。我想他要么是个拳击手，要么这些年来过着苦日子。他的嘴巴张着，就是那儿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的手放到他的下巴和腭骨上，把他的嘴掰开得更大一些。
“你到底在干什么?”雷切尔问。
“你有手电筒吗?”
“没有。”
这不碍事。我扳起他的头，把嘴巴对准汽车。窍门就在汽车前灯这里，现在我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马克?”
“他让我看到他的脸这事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我低下头，凑近他的嘴巴，做这事的时候尽量少投下些阴影。“他们干其他什么事都是小心谨慎。改变的嗓音，偷来的面包车标志，焊接的车牌。但他偏偏我看到他的脸。”
“你在说什么?”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以为他可能戴了个精心制作的面具。那样才合乎情理。不过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他为什么要让我看到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