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婴儿。这似乎并不真实。我努力告诉自己我曾是一个母亲。
“什么时候?”我说。
本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照片上。“他有大约6个月大了，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定是1987年左右。”
那时我27岁。现在已经过了一辈子。
我儿子的一辈子。
“他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把手又伸进箱子里，递给我一张纸。“1月。”他说。纸是黄色的，有点脆。是一张出生证明。我默默地读着它。他的名字在上面，亚当。
“亚当·韦勒。”我大声念了出来，念给我自己听，也是念给本听。
“韦勒是我的姓。”他说，“我们决定他跟我姓。”
“当然。”我说。我把文件捧到面前。虽然蕴涵了这么多含义，它却是如此之轻。我想一口气把它吸进来，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
“这儿。”本说。他从我手上拿走出生证明叠起来。“还有其他照片。”他说，“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递给我更多照片。
“我们没有太多。”我在看照片时他说，“丢了不少。”
他的话听起来仿佛它们是留在火车上或交给陌生人保管了。
“是的。”我说，“我记得，我们遭过一次火灾。”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口。
他奇怪地看着我，眯起眼睛紧紧地抿住。
“你记得?”他说。
突然间我不太确定。是他今天早上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还是我记起哪天他告诉我的?还只是我早饭后在日志里读到过?
“嗯，你告诉我的。”
“我有吗?”他说。
“是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今天早晨，还是几天前?我想到了我的日志，记起了在他上班后读它的情景。他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情是在我们坐在国会山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他我的日志，可是某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开口。对于我已经记起一些事情他似乎并不开心。“在你去上班之前?”我说，“在我们翻剪贴簿的时候。你一定说过，我想。”
他皱起了眉。向他撒谎的感觉十分糟糕，可是今天暴露的真相已经太多，我实在无力承受更多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