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马基雅克，出生于1949年。波兰裔，出身卑微，工人阶级，法国包容性的例证。”
这些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光是跟踪一个人的调查就已经够辛苦的了，卡米尔不耐烦的语气中透露着这种信息。勒冈闭上了眼睛，好像是想通过意念给他传递一种宁静的信息。路易也这样做，想要使他老板平静下来。卡米尔不是容易受刺激的人，但偶尔地，他还是会油然而生一种不耐烦。
“我们的马基雅克在酗酒这一点上很是相似。他像个波兰人一样喝酒，所以他是个好法国人。他是那种想保留法国国籍的人。突然，他进了家咖啡馆。他起先是做一个洗碗工，然后是服务员，接着是副领班，我们目睹了一个靠着喝酒一路高升的神奇案例。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上进的国家，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的。马基雅克三十二岁经营了他第一家咖啡馆，在奥尔日河畔埃皮奈。他在那边待了八年，终于，在他职业生涯的顶峰，他贷了点儿款，买了这个兰斯附近的咖啡馆，时不时还会发生一些命案。他从来没有结过婚。这可能也解释了他的一见钟情，当一个路过的女性旅客突然有一天对他感兴趣时。然后同一时刻，他损失了4143.87欧元——商人们总喜欢把账算精准了，还丢了他的命。他的一生都很勤奋，但他的热情却是转瞬即逝的。”
安静。不知道是因为法官的恼火、勒冈的沮丧、路易的耐心，还是阿尔芒的兴高采烈，总之大家都不吭声。
“在您看来，受害者没有什么共同点，我们的凶手随意杀人，”法官终于说话了，“您认为她不是预先谋划的。”
“她预先谋划不谋划，我不知道。我只是认为受害人互相不认识，我们不该从这个角度去调查。”
“那为什么我们的凶手要改变身份呢，如果不是‘为了’杀人?”
“这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她杀了人。”
法官只要提出一个假设，卡米尔就更近了一步。他解释说：“确切来说她没有改变她的身份，她只是换了不同名字，这是不一样的。人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娜塔莉’，她说‘蕾娅’，反正也没有人会问她看身份证。她让别人叫她不同名字，是因为她杀了那些男人，就我们所知已经有三个了，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几个。她尽可能地混淆视听。”
“我觉得，她的确做到了。”法官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