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与魏医师握了握手之后，正如来时那样客气，毫不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可能与他信任红姐有关，便一脸不快的离开了。
其实，我也猜到了，魏医师肯定会直接拒绝他要求社区帮他向上级部门直接申请专利和求见大领导的无理要求。
他走后不久，魏医师和红姐走了回来，我和其他同事都围了过去。
“怎么样？”一同事问道。
“是精神有问题吗？”另一同事问得更加直白。
“我听他说了这么多，倒觉得他更像是一个民间科学家，”魏医师说，“但他精神上确实存在偏执的一面，只要不刺激他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红姐听完魏医师的话，直接问道：“以后他再来社区纠缠怎么办？”
沉思了几秒，魏医师说：“以后他要再来社区吵闹，你们一是不要责骂激怒他，更不要太过于理会他，对于他提出的要求，务必直接拒绝，不要让他心存任何可行的幻想。”
“噢！”
“嗯！”
“哦！”
……
我，红姐，其他同事都听懂了魏医师的意思，无非就是要直接拒绝他的诉求，但又不能带有消极情绪的表达。
这件事后，我，红姐以及其他同事对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委婉拒绝。后来，他来社区的时间确实比之前少了很多，红姐为此每天都不那么愁眉苦脸了，有点像人逢喜事精神爽。
没想到，又突如其来的这份文件将我和他纠缠在了一起，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利益相关。但我作为一名临时工，在基层社区待了这么久，对世上之事总算看得通透，既然事情不可避免，那就正面相对。
于是，我又拿起了电话。
“喂！侯大叔吗？”我说。
“怎么又是你，”他依然不满道，“没空，我说了不去呀！”
对于他的这种反应，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但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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