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她穿上短裤和连袜裤。你在衣柜里找出紧身裤或别的裤子、上衣、毛线衣。快点,没有看见过赤身露体的妇女么?”
“真漂亮……”
电动式扬声器中传来了撞击声和急促的谈话声:
“说了,说了,你想想……好吧,我们用手来抬她吧?”
“脱下上衣吧。她就会恢复知觉站起来,是个快活的……”
“他们给小姑娘扎进了什么。”伊里亚耳语般地说。
“但是,但是,”司机两手一摊,指著名片,“先生,但是营业所……”
“谁会说俄语?”聂斯捷伦科绝望地说。
“俄……俄语。”司机用法语开始不清楚地说话。
“我们不知道这个客房中发生什么事了,”伊里亚说。“为什么听不见这个小伙子的说话声?”
“有个人走进客房。砍倒了维克多尔,给小姑娘扎了麻药针,我想,他们想把她带走。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我们不熟悉语言。怎么办呢?”聂斯捷伦科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在退职以前他的职位高于古罗夫,对他来说在这种情势下需要忠告、请求帮忙都是有损尊严的。但是在这个案件上古罗夫是上级,而在聂斯捷伦科身上却有着苏联官吏的经久不变的综合症状——即是在形势复杂的时刻必须事先获得上级的指示。
但是聂斯捷伦科克制了自己,他说:
“伊里亚,甭管吧,不要向莫斯科求援,我们应该独立地解决十分复杂的情势问题。”
“后门,”伊里亚嘟囔了一声。“他们可能从后门把小姑娘带出去。”
“蠢话!”聂斯捷伦科已经信心十足了。“在俄国,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在那里走来走去。后门是给女仆留的或输送食品用的。”
“汽车正是停在街上。”伊里亚表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