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省略‘可能’这几个字，”斯坦尼斯拉夫插上一句话。“列夫·伊凡诺维奇，哄骗伙伴们是心眼不好，品德不端的。他们必将直接或间接撞上各个部门，一定会撞上的。”
古罗夫不去打量自己的朋友，忍住气不作停顿，继续说下去，仿佛没有人打断他的话：
“给特工机关查明情况，密探的首长们在工作中使用外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侦探长。”他用指头戳了一下自己的胸膛。“这是一回事，总局局长、副部长，完全是另一回事，您想想看，他们并不是小人物。”
“既然房门夹不住鸟蛋，我们就不作声吧。”加弗里洛夫说。
“鲍里斯卡，你可以双分身，要爱护，你才会活得更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道，大伙儿齐声大笑。
“还有什么问题吗?”古罗夫问道。
“我明白，我们明天要从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得到这个小姑娘，还要追逐她一昼夜，”柯托夫轻轻地搔着胡髭说。“我们要怎样换班，工作几个钟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我们做出观察她的标志，就会告诉您，可是在哪种场合下我们才有译出密码的权利呢?”
“你提出一些太简单的问题，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古罗夫冷笑了一阵。“你是个医生，就是要决定在什么场合下才要动手术，也可能在这个时候只要摆上热水袋就行了。我们知道，他们想把她偷走，究竟是谁准备在哪里搞这种勾当，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动机。显然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她父亲。如果这个女郎是普通工程师的女儿，那她就不会受到什么威胁了。他们的卑鄙企图也许是想拿到一笔钱。不过我觉得好像这一事件和竞选运动有关。他们企图借助于女儿对戈尔斯特科夫施加压力，使他和他的同事们，即是使那大笔大笔的资本朝某一方向转移。”
“那么还有另一个敌人，我们的人不会走钢丝。您，列夫·伊凡诺维奇，要量力而为。要知道我们只是退休的普通密探。在政治论争中人家要把我们压倒，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你压死一只臭虫，发出难闻的臭气，我们身上决不会有什么遗臭的。”维特金说，古罗夫委托他去调查维克多尔。
“你害怕了吗?”克里亚奇科从座椅上欠了欠身。“大家都害怕，这是正常的情况。只不要预先在自己身上画十字，也许是不会打雷的。”
“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阻止自己的朋友，“维特金考虑得周到，但是他往脚下看。我不愿意提到这个问题，不愿意扯些题外的话。侦探机关联合会这个组织很强大，我们反对它是不明智的。我们抓住另一个最差的组织：反间谍机关或是总统保安机构对这个案件很感兴趣。但是要知道他们都不会在这里使用自己人，使用自己的实力。而在那里工作的并不是傻瓜，他们很了解，如果国家机构在这种案件上捅漏子了，那么总统就要完蛋了。他是一具政治死尸，他不得不赶快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这是意味着什么?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直接地采取行动。因此巴黎发生的事件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德国法西斯分子窃取了墨索里尼。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旅行的少女抢去成亲。他们自然不知道我们这些伙伴的情况，但反正一样，这是略识门径者的工作。为什么他们在客房里，而不是在街头或是胡同中的某个地方劫持她呢?因为他们语言不通，万一发生什么事，他们没法向警察表达意思。这是特工机关吗?已经找到了两个小伙子，他们能够用法语讲它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