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下子抓注了碴儿，卑微的虫豸用不着，叫个专家来，检查检查他，‘把指头割下’，我无论怎样，约定在明天要和他相见，如遇必要时，就互相对射。”
“指纹毫无损伤，”古罗夫回答，他把摆在他面前的手枪看来看去，“他的伙伴肯定会说，没法把巴图林的手枪拴在他身上，而且谁也不会对根卡·维特金的重伤负责任。”
斯坦尼斯拉夫把那套制服挂在立柜里，穿上便服，好奇地望望朋友，厌恶地冷笑了一下。
“列夫·伊凡诺维奇，很明显，我到死也不了解你。你是个这么洁身自好的人，以致使我不禁要用粗野话谩骂，你目前堕落到会做龌龊事的田地，还欢天喜地。我和你以前都不会去想象这种事情。”
“是的，我们在退化，”古罗夫病态地蹙一下额角，“但是从前特工机关的军官不在黑手党中服务，更不会枪杀自己的同事。如果我们不适应于我们生活的时代，人家简直会把我们杀害。”
“那么让我们开始受贿吧，到处有人受贿，我们应该取得一致。”
“理论上你是对的，但实际上，生活迫使我们去走极端，或者被撤职。我们都做过尝试，没有结果，某个人应当为之殴斗，然而我们并不能制定法则。你自己晓得，上级对一切负责，所以这个罪孽不由我负责，也不由你负责。”
“天良嘛，列夫·伊凡诺维奇，真糟透了，我有时候竟不会天良发现。请你原谅我，然而我今天瞧瞧这个蟊贼，我却不明白，我有什么地方比他优越。”
“你想用目的来证明手段是正当的吗?”古罗夫问。“人人都认为，它不能证明这一点，而生活则可证明，这个问题没有雷同的答案。每一次机会都是个别的，我说今日我做了亏心事。你，斯坦尼斯拉夫，请你不要难受吧!”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巴图林坐在古罗夫上校的秘密住宅的桌旁。显然毫无兴趣地睬着摆在他面前的相片，相片上印出的是负伤的维特金、一支带有消音器的“马卡罗夫”牌手枪、子弹壳和从负伤者胸部取出的一枚压扁的子弹。
“您真侥幸，巴图林，我的小伙子还活着，在渐渐康复，否则我们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检察院里谈话，从检察院把你直接送往隔离侦讯室。”古罗夫镇静地说，他收起相片，把它们放进信封里去。
“很有趣，上校先生，”巴图林不自然地打了个呵欠，“我不和您比什么侦缉事业上的经验，但是我在侦缉工作中耕耘了将近十载，我知道什么是证据，而什么不是证据。您向我叙述了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我只是弄不明白，这一切经过和我巴图林少校有什么关系。如果您将我逮捕起来，有人会禀告中将科尔夏诺夫，他是个专横的人，不喜欢别人冤枉地欺压他的手下人。”
“一定会这样，”古罗夫表示赞同地点点头，“禁止冤枉地欺侮任何人。您在这儿无意地谈到我的侦探经验。那么您认为，一个有经验的侦探没有真实的证据，只凭几张无用的相片就能拘留警卫处的军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