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需要一个侦探,我正在锤炼一个极端危险的犯人。我没有向您汇报,是因为除了猜测和假设之外,我没有其他想法。巴图林引颈送死,我们只得采取了某种补充措施。”
随后古罗夫叙述了有关靶场和手枪的情况。
“啊,我能够说些什么呢?”奥尔洛夫揩揩有疙瘩的前额,搓一阵原来就不成样子的鼻孔。“你的头脑很灵活,不过这不是新现象。我们共事期间,在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为你害羞。你这个人有时候犯过错误,但没有做出一次下流勾当。”他从桌上拿起巴图林的手枪,用他的手帕仔细地拭净,然后撕碎了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把它扔进纸篓里。“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你必须仔细听完,默不作声。你这个上校,拿定了主意,变成了伟人,对你来说什么都是可行的。你知道,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罪犯,比如说贪污分子呢?他贪污一个卢布并对自己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他贪污三卢布金币,下一步怎样,不言而喻了。一个人或则诚实,或则不诚实,怀一点儿孕的人是不会有的。我对你这个密探——捕狼的大猎犬——说这些话,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可怕。”
古罗夫的面色变得煞白,斯坦尼斯拉夫悄悄地揩了揩自己的脸。
“这是以道德为理由,现在是以问题的本质为理由。你有什么保证,能肯定罪犯没有对手,那次开枪的正是他,而那个被您尾随的人没有开枪,你使无罪的人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可能性很少,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不打算把材料转交给检察机关,”古罗夫几乎要高喊一声,“这个巴图林对我很有用。”密探从口袋中掏出录音机,打开开关,开始传来了巴图林的声音:“不是为了记录,不过我是戴了手套的。”
“你是个职业侦察员,我对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怀疑,”奥尔洛夫冷淡地说,“你要在自己记忆中保留这次录音,而你心里明白,录音在法律上没有效力。那个人当时戴一双手套,这是不能禁止的。如果他们向我说你的坏话,他们就会把情况告诉检察机关,那么,古罗夫上校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而得坐在检察长的办公室里。某个不认识你的上层官吏会熟悉一下材料,并因延误侦查而将呈文提交内务部。如果他逮捕巴图林,这个人就要送进监狱里去。罪人却是无辜的,你永远不得而知。”
奥尔洛夫从桌上拿起那条经受许多苦难的手帕,拭净了眼角并且继续说:
“可能会出现更坏的局面。他们会走到反贪斗争处去。内务部的上级军官在保险柜中存放着各种确凿的罪证,不提供渠道,索取赃款。怎么样?你要花多少时间洗掉污点,洗得干净吗?在任何场合你的前额上总留有烙印,而那些认识你的人都会说,真可惜,你可诚实地干了二十五年,他们以他为榜样,吃掉了肝脏,而他只不过是个和大家同样的人,甚至是更坏的人。”
古罗夫从座椅上站立起来,从奥尔洛夫的桌上拿回自己的手帕,揩了一下脸。
“我要递上报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