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流民图》事件让赵顼对变法的“副作用”产生了动摇，但他对王安石本人依然怀有极深的信任和“师生之情”。皇帝不过是安排王安石去避避风头，若是这时候直接跳出来攻击王安石，不仅扳不倒他，反而会让赵顼认为他忘恩负义，构陷恩师。结果只会是引火烧身，自身难保。
另一方面，王安石此人尽管政治改革激进，但生活极其简朴，为人极其执拗，以“不爱钱、不爱色、不爱名”著称，没有任何贪腐、y乱之类的“黑料”可以抓。
精于算计的吕惠卿选择了一条更迂回、但更致命的“曲线扳倒”之路。
既然无法攻击王安石本人，就从他身边人下手。吕惠卿选择的第一个攻击对象，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
为了证明王家“家风不正”，吕惠卿又搬出了两个有力的证人。一个是闲居京城的愤青王爷赵世居。
赵世居本人并没有什么实权，也没有太多才华。他作为一个闲散宗室，每天的活动就是吃喝玩乐侃大山。他不爱读书但喜欢时评，说话也不讲究，不是吹牛就是抱怨，不是唠叨自己怀才不遇，就是对新法表达不满。
原本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问题是他的血统有些特殊。
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四世孙，是根正苗红的“太祖后裔”。虽然皇位传承在太宗一脉，但“太祖后裔”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符号，始终代表着某种程度上的“法统”和“正朔”。因此，任何一个“太祖后裔”有“不臣之心”，都会触动在位皇帝最敏感的神经。
而吕惠卿正是拿准了这一点。
光有一个闲散王爷还远远不够，吕惠卿需要一个可以连接赵世居和王安国的“中介”，于是，他的目光落在了司天监掌事李士宁身上。
03
赵世居“怀才不遇”，所以将希望都寄托于“天命”、“气运”，想以此为自己的未来找到一些希望或答案。因此他结识了司天监掌事李士宁，并成为至交好友。
而王安国结交李士宁实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种士大夫阶层雅趣。李士宁作为术士世家的接班人，门前车水马龙，访客络绎不绝是常态。士大夫与方外之士交往，谈论一些关于《周易》、命理、星象的话题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交风尚。
倘若一定要为王安国交结李士宁找寻一条“迷信”道路，那恐怕也是为了变法事业。毕竟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遭遇各方面的阻力，不仅有政敌的攻击，更有“天灾”（大旱）的困扰，在那个“天人感应”深入人心的时代，很多人都认为变法“触怒了上天”。
王安国作为变法核心成员，深知哥哥王安石所面临的压力，拜访李士宁也可能是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些利于新法的天象解读或者谶纬。
但种种这些“正常社交”，在吕惠卿的一番阴谋策划中，竟然就变成了一场惊天的“造反阴谋”。
他将王安国与李士宁的正常交往扭曲为“为王室篡权，制造天命祥瑞；密谋推演，商讨作乱时机！”
又将李士宁与赵世居的往来扭曲为“妖人蛊惑宗室，内外勾结！”
最终编纂的故事就变成了：赵世居对皇帝和新政不满，联合王安国与李士宁，共商谋反之计，欲推翻赵顼政权！
吕惠卿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处处不提王安石，却处处针对王安石：我不敢说王安石有问题，但他弟弟王安国，品行不端，结交妖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安石连自己的亲弟弟都管教不好，陛下还敢相信他能治理好国家吗？
更何况，王安石本人与李士宁也有些交情，他身边聚集的都是这种心怀叵测之徒。他本人难道就是纯洁无瑕的吗？
他这番看似牵强又儿戏的谎言，却真的在赵顼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涟漪。
赵世居就是个吹牛发牢骚的愤青，他既无兵权，也无财力，更无周密的计划，完全不具备发动一场真正“谋反”的能力和条件。或许曾经私下说过一些类似“若我为君，当如何如何”之类的狂言，但在曾经言路开放的北宋社会这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也正是因为赵世居“有怨言而无实力”，使他成为了吕惠卿最完美的工具，用来小题大做、罗织罪名，拼凑出了一份看似“证据确凿”的“谋反大案”。
赵顼大概也意识到这场“谋反”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为了维护皇权的威严和变法的推行，他仍旧剥去赵世居的所有宗室身份，流放远方。
这位无辜的闲散王爷，在历史上留下的唯一一笔记载，就只有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他最终客死异乡，下场凄惨。
而“妖人”李士宁则被打入天牢，严刑审讯，生死难料。
04
宋连万没有想到，自己离开汴京这段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更没有想到李士卿家族竟然在这场惊天变故中遭遇了如此严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