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整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组织方式都相当落后的环境下，那种斯大林式的强制劳动组织形式，反而是一种相当贴合实际的应急手段和过渡阶段。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那些不适宜集体生产的懒汉、寄生虫等渣滓，在最快的时间内淘汰掉，而留下真正勤劳质朴踏实肯干的人群来。
毕竟，就算是看起来最是老实巴交，与世无争的农民，也有着苟且偷生的小聪明和贪图便宜的本能驱使，只是胆量或大或小，是否能够受到有效制约和正确引导的问题而已。
然而，因为自身格局和眼界的狭促，他们发自骨子里的麻木与愚昧也是相当顽固，往往需要用足够的鞭子棍棒乃至其他的肉刑手段，才能用身体记忆的方式，来逐一打破和纠正那些世世代代所形成的惯性和积习，把他们重新塑造成为淮镇所需的庞大产业机器当中，微不足道的无数个候选零件之一。
至于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对象或者说残渣，自然也有更加适合他们的去处。比如高强度管教的强制劳动点，通常也是用来惩罚那些轻微犯罪的本地居民；
在这里他们也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此通过种种生活日常的强烈对照，而充分认识到自食其力和劳动创造价值的真善美，而就此痛改前非成为日常劳动和（洗脑）学习当中的积极分子，积累足够的表现之后重新回到原来集体分派的大环境中去享受繁忙生活的美好之处。
要么就是转送到看管更加严厉的重犯劳役地去，和那些冥顽不化的俘虏和特殊罪囚们一起，光荣的承当起作为某些特殊部门的消耗品角色；除非是有重大的事项举报和立功表现之外，余下的生命和时光，都将用来为淮镇的秘密产业添砖加瓦，而充当“蜡烛成灰泪俱干”式的燃料了。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人道不人道的问题了，而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和生产力基础下，两害取其轻的基本抉择问题了；而且，如果对这些懒汉、蛀虫和寄生物讲人道的话，那就是对于更多勤勤恳恳踏实劳动奉献的人们，最大的不人道和残忍。
事实上，所谓人道主义概念和个人权益的兴起，还是要等到现代社会的科技高度昌明和物资大丰富之后，才有那个社会资源的积累和余力，去推行和普及起来；结果就养出了一堆堆寄生在社会福利体系上，只要权力不要义务的女权表，或又是只爱远方的阿猫阿狗，而不愿意去爱自己邻居和亲人的白左脑残。
正所谓是仓禀足知荣辱，老祖宗很早就已经指出了类似的道理了。而在另一方面，则是防渐杜微的方向性引导基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