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着力塑造的几个人物的形象也都令人难忘，其突出的特点是把性格的多样性和同一性统一起来，把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集体的理想和英雄性统一起来，从而产生了一种精神的升华，作品也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同时，在不同的性格表现中，也描写到主流文化与民间“义”文化的对照，写出了主流文化的进步性和生命力。
小说的深刻性在于，它写出讲真话难，并不简单因为它关系个人荣辱得失，是周围很多方面都在制约着说真话，特别是在艰苦的革命探索中，其中有许多并不是真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封建主义的、农民意识的东西。政委说“自杀就是背叛革命队伍”，周汉就不敢作证团长死于自杀。王京津的悲剧仅仅是因为看了说了一些西方军事理论。东进放弃立功受奖而遭到冷遇，同事反对他上报事故，是因为上级和周围都要为坦白的失误承担责任，亲人也因此感觉脸上无光。阻碍讲真话的原因，有个人利益关系，有出于公心的错误认识，并且形成一种集体意识，集体习惯十全十美，习惯共性，习惯唯书唯人，结果就习惯虚假。而最严重的，是方针本身没有实事求是，形成“上有好焉，下必效焉”的做假土壤，即小说所说的：“天造势，人做事。”小说以一连串发人深醒的人物遭际，客观揭示了实事求是在根本上需要一个趋势正确的大局环境。
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置于两个经历地位悬殊的社会阶层中展开，它涉及了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干部子弟生活及其与平民的关系。这使小说表现的深刻内涵处在一种具有广泛性的社会生活中。小说通过两个阶层人物的命运变化，反映出社会普遍出现以效率、才能为价值标准的新的价值观；同时也表现出，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成为社会普遍的精神氛围时，个人的精神解放与否是没有阶层界线的。贫寒的出身使魏明坤比别人更刻苦努力，但他的底层经历又使他在为人处事上具有周东进在优越家庭中所不曾想过的处心积虑。他不愿在军营暴露贫寒的父亲，他两次在周东进处在失误和事故时，冷眼旁观，他希望东进隐瞒失误，自己就将占有优势，其心理令人心惊。他娶了将门之女黄妮娜为妻，满足了心理上的战胜感，还要表现出自己受伤害的样子。而让东进疑惑的是，他就是想进取，想献身军队事业，为此他可以刻苦，可以勤俭，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努力，但为什么一定要隐瞒自己，甚至连自己的出身都不能讲呢？在高压的“文革”时代，王京津为此付出了生命，南征从此将自己内心深深埋藏起来，以致在重要关头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婚变上。他们的命运深刻体现了小说的点睛之笔：“天造势，人做事。人都是在势中做事的，哪个人做事能不受势的影响？”不同阶层的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