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龔自珍紀念館編，《龔自珍研究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0.李漢武著，《魏源傳》，湖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維新公子”陳三立
離龔自珍死50多年，魏源死30多年後，經歷了太平天國14年的動盪亂世，經歷了英法聯軍進京、火燒圓明園，經歷中法戰爭，直到1894年甲午海戰，泱泱大國敗於東鄰的一個蕞爾島國，被迫簽定屈辱的城下之盟，又是賠款、又是割地。而當時北洋水師的實力從表面上看不僅不亞於日本海軍，論噸位、裝備甚至還有優勢，從早期的曾國藩到李鴻章、張之洞等人致力于洋務運動已有30多年，最終竟然如此不堪一擊，朝廷內外，舉國上下，這才受到震動，這才有了一種緊迫的危機感。
這個時代的年輕讀書人如梁啓超輩，讀到龔自珍的文字，如受電擊。也正是康有為、梁啓超、陳三立、張元濟、譚嗣同……這一代讀書人登上歷史舞台，我們才開始真正踏上與“衰世”告別的道路。史家蔣廷黻說，鴉片戰爭沒有驚醒中國，依然昏睡，現代化進程至少耽誤了20年，我以為如不是從技術、器物層面看，而是著眼於制度文明的變革，至少耽誤了半個多世紀，幾代人的時間。康是1858年出生的，梁是1873年出生的，歷史要等到他們出現才有了點新氣象。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天縱英才，有手挽狂瀾的本領，關鍵還是他們生逢其時，至少他們一度報國有門，其時滿、漢之分的觀念已漸漸淡薄，經過滿清幾百年統治之後，滿清皇族已漢化得差不多了。他們接受孔夫子以來的文化，康雍乾時代那樣的文字獄也日漸遠了。讀書人的國家民族觀念在鴉片戰爭後半個多世紀日益高漲的危亡感中漸漸萌生。對清廷來說，甚至對中華民族來說，這都是千載難遇的改革良機。把握住了，我們的民族就可能很快擺脫“衰世”，順利完成文明轉型，闖過充滿急流的歷史峽谷。
在康有為們的奔走呼號之下，才有浮出水面的維新思潮，這其中也有李提摩太等異國傳教士的推波助瀾。《萬國公報》對一代優秀中國人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一場空前的戊戌變法呼之欲出。
1898年，而立之年的光緒帝確是歷史上難得一現、有抱負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沒有足夠的權力，至少沒有改寫歷史、扭轉文明航向的實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必敗無疑，如果參與維新變法的大臣志士運籌好了，穩健地推動漸進的變革，逐漸化劣勢為優勢，雖說成事在天，畢竟是謀事在人。從當時的情況看，論天時，在危機感籠罩之下，為民族謀出路，深得人心，許多士大夫都支持變革，甚至慈禧太后一開始也並不反對變法，否則，一百天的變法都不可能；論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陳寶箴這樣堅定的維新派，湖北的張之洞、譚繼詢也基本上支持變法，其他地方在觀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時日，也並非不能跟上來；論人和，皇帝站在了變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許許多多有科舉功名的讀書人都站到了這一邊。因此不能說變法就註定了失敗。歷史沒有命定。現在有人提出，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謀不臧”，康有為他們急於求成，魯莽急進而不是穩健漸進，導致慈禧太后老臉一怒，整個局面翻盤。這一說法未嘗沒有一點道理，但是把主要原因歸到他們身上也不合乎歷史事實。
發生在110年前的戊戌變法，我們以往了解的情形基本上是從康有為、梁啓超筆下來的，主要代表了他們這一派的說法。因為變法失敗，“戊戌六君子”殉難，康、梁亡命海外，繼續舉起維新、保皇的旗幟，贏得了海外華人和國際輿論一邊倒的同情。一句話，他們贏得了書寫、解釋那段歷史的主導權。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當事人陸續離世，擁有很強的宣傳能力和天生懂權謀的康有為，加上“筆鋒常帶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啓超，他們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漸放大。我們從歷史教科書中獲知的戊戌變法幾乎就是以他們為絕對主角的，連主動變法的光緒帝都成了陪襯。其實，歷史從來是合力構成的。
近些年來，研究這段歷史的專家作過許多努力，越來越多有關戊戌變法的歷史細節被挖出來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證實，康有為確是維新運動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者，但並不是像他自己說的那麼重要，比如密詔不是寫給他的，而是他自己偽造的，比如所謂1300多舉人聯名“公車上書”並非事實，儘管他起草的那份文稿還是所有上書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動人心的。諸如此類的史實已變得清晰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