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北還，他以“性情肝膽中人”作詩贈別，“舊遊莫問長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詩中有倖存者的蒼涼意味。陳、梁晚年天各一方，互相思念對方，1926年梁啓超給愛女的信中還提到“陳伯嚴老伯也患便血病，但他很痛苦，比我差多了，年紀太大（72了），怕不容易好。十年以來，親友們死亡疾病的消息，常常絡繹不絕，（伯嚴的病由酒得來，我病後把酒根本戒絕，總是最好的事。）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1929年1月19日，梁啓超在北平溘然長逝，陳三立與張元濟、陳叔通等在上海發起公祭。閱盡興亡之後，陳三立超越了對康、梁的恩怨，他們畢竟都是維新夢中人。他們晚年的交往，凸顯出內心深刻的無奈和時代的滄桑感。
陳三立最終是個詩人，是前清的守墓人，他曾致力於革新，而最後落花流水都成空，等來的是一個他不認識的新時代。在他送給梁啓超的詩中，最有意思的是“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這兩句。戊戌政變擊碎了他所有變革求新的夢想，他從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其中的痛苦難以言表，在漫長的後半生，他成了名副其實的“神州袖手人”。1904年是慈禧太后70大壽，為營造和諧氣氛，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黨人，並多次有意起用陳三立，都被他一一拒絕。辛亥革命之後，面對改朝易代，陳三立一而再地哀嘆“我輩今為亡國人”，“負手了今昔”、“負手視劫運”、“負手對殘棋”，始終不認同新生的民國。
清朝垮台以後，在他生命的最後25年，陳三立是個舊詩人，雖然聲譽很高，但終究有著濃厚的“遺老”氣息，仿佛是個古董，已然是屬於過去的人物。可是，在戊戌變法時代，他卻是個新人物，渾身上下散發著新氣息的新人，他與譚嗣同同為當時著名的“維新四公子”之一。“翩翩濁世佳公子，不學平原學太原”，是戊戌變法失敗後有人對他的嘲諷，也從某個側面見證了他當年的事業和夢想。
從陳寶箴、陳三立到陳衡恪、陳寅恪，陳家三代都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跡。“義寧陳家”如今已是一個歷史名詞。中國近代以來，顯赫一時的家族也多矣，但多曇花一現，能綿延幾代，為世人尊敬的，實在少之又少。與陳寅恪交情很深的吳宓有一番中肯的評價：“……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託命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