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徐云爾；陳陳相因。”
“禮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陳氏父子。”
戊戌變法失敗後，有人以這樣的對聯嘲諷被革職查辦的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和徐致靖、徐仁鑄父子。陳家幾代人傑，徐家則被稱為“父子三翰林”（徐致靖和兒子徐仁鑄、徐仁鏡都是翰林）。
自1897年徐仁鑄於南下長沙，接替江標出任湖南學政，陳家與徐家的命運就已經呼吸相關，密不可分。徐仁鑄與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合力推動湖南新政。徐致靖與整個百日維新關係很深，他先後上摺子保舉的六個人，包括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以及袁世凱，他之所以獲罪就是因為舉薦了康有為等五人，差一點成了刀下鬼，但對此他終生不悔。對於保薦袁世凱，他一生痛悔不已。他的餘年，就在這樣的不悔與悔之間度過。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鮮為人知的是慈禧太后最初要處斬的不是6個人，而是7個人，第七位“君子”就是當時官至二品的禮部右侍郎徐致靖。因刀下僅存，所以他晚年在杭州，別字“僅叟”。
刀下何以僅存？
“戊戌七君子”怎麼成了“戊戌六君子”？徐致靖何以能不死？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9月24日，九門提督署到徐府抓人時，正值徐致靖外出，一回家，他就自行到刑部投案，並無驚慌失措。
他的官職比“軍機四卿”要高，又保舉了康、梁、譚等人，還上過許多變法改制的奏摺。入獄之後，他自以為必死，9月28日，他得知要處決一批犯人，穿好官服等候上路，幾個子侄也準備帶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因為侄兒徐仁錄去路上迎接從長沙北來的徐仁鑄，徐仁鏡呆了，不能說話，只有侄兒徐仁銓一人趕到菜市口：
看見人山人海，紛紛談說：差使（按為當時口語，即處決人犯的官卒）出來，頭一輛車一定是徐致靖。霎時間，聽炮聲，遠望順治門洞裡，湧出一支人馬，街上人喊道：差使來了。又聽見有人喊道：很奇怪，怎麼頭一個斬犯是譚大人呢？（許姬傳著《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35頁。本文未標明出處的引文均來自此書）
只見第一輛囚車上是譚嗣同，第二輛是楊深秀，第三輛是楊銳，第四輛是林旭，第五輛是劉光弟，最後一輛是康廣仁。
徐仁銓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譚嗣同的屍。人散了，也沒見伯父被綁出來，只好把棺材先寄存在原來的店中。回了家，見仁鏡還瞪著眼呆立在門口，趕緊把他拉進家，告訴他今天沒有事。
這一史無前例的驚天大案刑部不敢審，奏請派大臣會審，結果突然下旨處斬，越過了當時所有的法律程序，刑部官員都很驚訝，連《大清律例》都不顧就要殺人。
徐致靖由“斬立決”改為“斬監候”，原來是李鴻章“重託榮祿”，才保住性命。徐、李兩家淵源很深，外人不知。他倖免在獄，讀書養性，並沒有後悔自己捲入維新運動，對前去探監的侄婿言謇博說：“我們主張變法改制，效法明治維新，可謂對症下藥，雖然沒有成功，但我相信，將來還要走此路，這是大勢所趨，少數人阻撓不住的。”獄中，《祭六君子文》《續正氣歌》的腹稿都打好了，等他到杭州住下，才默寫出來。在獄兩年，精通中醫的他常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八國聯軍進京，全部犯人釋放，他不願走，“我是大清國的犯官，判我絞監候，現在外國人開監放囚犯，我不能聽他們的命令”。一直等到監獄的伙食都停了，他才肯出來，並請刑部尚書貴恆代奏請命，兩個月後，得到西安來的赦旨，才經天津航海南下，在杭州姚園寺巷定居。這個房子是徐仁鑄在戊戌事敗母親病故，扶柩南歸後的定居之所。這年8月等到父親出獄南下時，他已患肺病去世，“徐徐云爾”，父子終於未能見面。當時有人集一聯：“不孝男徐仁鑄，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昧死臣譚嗣同，末學新進，罔知忌諱，干冒宸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