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也就是他從杭州返回上海當天，這篇演說詞刊登在《民立報》上。3月2日，《民立報》又公開發表他的《登南高峰》詩，一句“我欲挽強弓”，將他當時的心態畢露無遺，可見他內心的坦蕩。確實，根據民國的《臨時約法》，由他組成責任內閣，在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的時刻就要到了。今天南高峰頂上有一個“騁望亭”，極目遠眺，錢塘江就在眼底，柱子上鐫刻著對聯：“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詩句。在宋教仁之後很多年，“紅軍之父”朱德登南高峰時吟誦的就是這兩句詩。這和宋教仁當時嚮往的境界完全不同。宋教仁生處轉型之際，已擺脫古代的傳統型人格，具備了萬里無雲的陽光性格，他對政治、對權力的理解也都是近代化的，他選擇的是陽光下的政治，所以他的內心才會那麼坦然，他的靈魂才會那麼透明。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過合法的選舉取得，只能採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劃於密室之中的陰謀，更不可能仰仗鐵與血的暴力。此前，他在2月1日國民黨湖北支部歡迎會上演講時說得清楚：
選舉的競爭，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用不著避甚麼嫌，講甚麼客氣的。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此後，3月18日他在上海國民黨交通部公宴會上演說時進一步表示，革命黨與政黨雖然都是過政治的生活，犧牲進取的精神也始終一貫，但從事政治的方式畢竟大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號，今日能在國內活動，昔日專用激烈手段謀破壞，今日則用和平手段謀建設。”他解釋說，“建設”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惡習慣，呼吸文明的新空氣，最終達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當時力主“先定憲法，後舉總統”，和袁世凱“先舉總統，後定憲法”的如意算盤針鋒相對。他認為自己的主張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遷就之，亦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束縛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後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後問諸人。凡共和國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辛亥一代革命黨人中，宋教仁也是一個滿腔熱血的男兒，曾親赴遼東，運動馬賊，策劃武力革命，武昌起義也與他組織中部同盟會，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關係。（上策是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北為後援，一舉占領北京，號令全國；中策為長江流域各省同時起事，設立政府，然後北伐；下策為邊境革命，或雲南、或兩廣、或東北，在國外設立秘密機關，先占據邊隅之地，徐圖進取。）在辛亥革命到來的前夜，他在上海《民立報》主持筆政，以“漁父”等筆名發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內政外交、經濟文化無不涉及，筆鋒犀利，學識遠大，為世人所欽服。了解他的摯友于右任在1912年如此評價：“如漁父者，才、學、識三者俱備，昔日為國南走粵而北走遼，無時或息。”稱許他對國不可謂不忠。黃花崗起義前夕，他應黃興之召奔赴香港，參與籌劃。在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對他說：“以大義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則甚不願君行也。”他回答：“無恐。事成，為四萬萬同胞造幸福；不成，則送我一個頭顱已矣！”兩人在碼頭含淚而別。
宋教仁從來都不是畏縮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在同盟會領導層中他是最重視建設的。初到日本，他本來想學陸軍，後來還是選擇了法政。他之“專心研究政法、經濟諸學科”，就是“為將來建設時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舊的專制制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當時的革命者還沒有幾個人注意到這個問題。在日本留學6年，他研究各國的政治、法律、官制、財政等，翻譯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奧地利等國的憲法、官制、財政制度等，他的日記有詳細的記錄。在日本留學生當中，每次討論這些問題，只有他能“本末悉舉”，大家都很服氣。在這方面他確實走在了同時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憶，宋教仁在回國前夕說過：“但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於破壞一途的太多，對於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麼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們，一齊幹起來，你以為如何？”宋死後，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輓聯中有“破壞易，建設難，勉為其難，遂死於難”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