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裡，這原是百種里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
我們已經無法想像，沒有胡適其人，歷史將留下怎樣的一段空白，將會有怎樣的一種遺憾。胡適生前溫文爾雅，即使是批評北洋軍閥、國民黨當局的尖銳言論，也不是怒目金剛式的，他是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生平教書、演講、做學術、寫時評、鑽故紙堆，但他留下的影響在20世紀卻只有少數幾人可以與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舉國上下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郭沫若、周揚、艾思奇、胡繩、王若水等紛紛操筆上陣，批胡文章漫天飛舞。有記者在美國訪問胡適本人：“你對這個批判運動怎麼看？為什麼中國大陸把你定為反動思想？你這個敵對思想是什麼思想？”胡適想了一下回答說：“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發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懷疑，我一生就反對獨斷，就是反對教條主義。”這些話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導的新思潮，他曾經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釋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邊的新新旅館寫《一師毒案感言》中說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麼東西？在我個人看來，新思潮並不是幾種生吞活剝的主義；新思潮所以能自別於舊思想，只靠一點：只靠一種新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叫他做“評判的態度”。無論對於何種制度，何種信仰，何種疑難，一概不肯盲從，一概不肯武斷，一概須要用冷靜的眼光，搜求證據，搜求立論的根據，搜求解決的方法：這便是評判的態度。
胡適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來給葉公超看，說自己想寫一篇總答覆，葉公超勸他不必，“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個私人場合，錢昌照當面問胡適對共產黨的看法，他這樣回答：“毛潤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寫信給他，不要打仗。至於共產黨那裡去，我不會。”他又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我願意留在蔣的一邊。”1949年，錢到北京，曾把這些話告訴毛澤東、周恩來二人。周恩來說：“胡就是這樣的人。我們對他並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會轉變的。”
這些對話記在《錢昌照回憶錄》當中。
大陸發起批評胡適的運動，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響，其實毛澤東也很清楚胡適不是一無是處。唐弢在《春天的懷念》中回憶，1956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時這樣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轉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頁）
用不著等到21世紀，胡適的形象就開始恢復，“胡學”也漸成顯學，李慎之生前甚至說了這樣一句話：“21世紀將是胡適的世紀。”
胡適常常感嘆自己書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說：“我常望胡適能夠像他30年前一樣，成功卓越地領導一場在自由與民主基礎上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胡也表示，戰後他並沒有將自己的才華回歸到與他相宜的學術領域，對此他後悔莫及。”時間已經不等胡適了，他再也沒有機會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種子沒有在大地上滅絕，春風吹過，又會復活。
多少年後，人們驀然回首，胡適還微笑著，站在歷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