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共和制则不同，争执得再厉害，也只能通过投票来解决，议政会十三个省和京都的上百位议员，一人一票，支持者多，则通过，支持者少，则不通过，谁都无话可说。”
“但是在投票以前，还是可以想办法打击那些反对者啊！”刘蓉还是觉得不以为然。
“当然，冯桂芬就曾说过，每种制度都会有其缺陷，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弥补这种缺陷，但按照制度执行，总有规律可循，也就是说未来是清晰的，而以人的意志特别是某个人的意志来做决定，风险就很难控制。”
“《共和说》中强调多数人的选择，比如大的决策由议政会投票作出选择，议政会议员又要经过地方议政会投票选出，地方议政会议员则要经过当地乡绅的选择，冯桂芬认为不排除某个集团可以控制或联合大部分的议政会议员，比如东林党曾经名动天下，那么至少这个团体作出地决定，应该是维护他的团体的利益，由于这个团体是不同地方选出来的，那么他就应该是代表了大多数地方的利益，那么这个决策便是通过了，也是可以地，至少符合大部分地利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联合大部分的议员，那么就可以让制台大人做共和政府地首脑？”刘蓉难以置信地问道。
“是的，《共和说》里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譬如议政会提出谷物的税收降低而小麦的税收提高，对南方有利而对北方不利，通常情况下代表北方的议员会反对，代表南方的议员会支持，如果是传统的办法，大明皇帝很可能支持考取进士更多的南方，显然南方人在官僚体系中的人多，也可能支持他更亲近的北方。”
“但是在共和体制中，议员是不同地区选举出来的，南方北方可能不相上下，南方的议员如果多一点，可能支持的票数就会获得相对多数从而通过。”
“这不就是人多欺负人少么？我看也不咋的！”曾国藩微笑不语，刘蓉却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赵烈文摇了摇头：“刘大人刚才说的话确实在理，是只从利益角度来说的，但议员都是读圣贤书的，表决的结果也都是公开的，即便是南方的议员，也不会全部都选择支持，因为做出这样很不合理的选择，只能说明他并不合格，那么下一次的选举中，他就有可能被选掉，失去议员的职位，这便是制衡！”
“所以《共和书》认为，共和体制下投票的结果，必然是各地方利益和议员价值判断综合形成的结果，也就是说，投票结果可以反应多数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如果认为只是靠地狱或党派勾结便可以翻云覆雨的话，那就是说社会教化的作用是负的，甚至连这些大家选出来的精英都不会遵守，还能指望靠个人自觉来治理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