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举人、进士来说，他们可以直接参加孝廉、贤良和知县的选举，如果从事讲学、幕僚或为吏，更能直接参选贤良和知县、知府与国士的选举，起点优势明显，虽然有些不满，却也能接受。
在晚清，捐官大行其道，而全国的官位僧多粥少，虽然会试中式地进士一般都会有官做，毕竟是全国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但是大部分举人，名义上也可以做官的这些人，实质上大部分是做不了官，除非他们能考上进士。
然而考进士是每三年从全国选拔出几十个人，除了江浙两湖等少数地方，一个府甚至一个省出了一个进士都是了不得的事情，虽然这么多年下来可能有累积，但在江北这些府县，一个地方地进士也就是屈指可数，这些人可以直接从知县或者贤良做起，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确定无疑的事情。
而且这只是对刚刚中进士的人来说的，事实上最晚的也是上一届会试中的进士，中了进士的肯定会出来做官，所以大家身上差不多都有这三年地资历，也就可以直接去做知府和国士，这已经差不多是行省最具实权，最高层地官职了。
正是因为这样，湖南江北两省的议政计划并没有遇到太大地阻力，即便有一两个顽固份子认为这不合礼法，也说不出太多的东西，很快被更多志存高远的读书人给骂了回去。
新政的好处很明显，那就是更多的读书人有机会参与到国家行政中去，而天下的读书人何止万千，真正能做官的又何其的少，他们当然愿意接受这样的好事。
当然，即便读书人不反对，这个新政还是会有反对者，两省的乡绅就有些不满，认为自己在这个方案中没有地位，另外就是逐渐兴起的商人，这也体现了这个方案的缺点，那就是太过于生硬，结果在乡绅和商人的联合反对之下，李鸿章和曾国藩终于拿出了一套修正方案。
这个方案增加了乡绅议政的环节，也就是在孝廉选举之前，先选出乡绅，一方面乡绅可以协调管理乡间的事务，另外选出的乡绅可以有与生员同样的选举权利。
虽然说生员只有投票权，但乡绅们只要是对当地农事、教化等做出贡献的，很容易混到三年的资历，因而在一开始就可能有参选孝廉的资格，所以这个方案虽然不能让他们非常满意，倒也能接受，反对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只有在原江北的一些地方，海州、徐州都抢在李鸿章表态前宣布了自己的议政方案，因而在江北行政统一的谈判中，李鸿章不得不承诺不改变这两个地方的议政制度，因而海州和徐州的议政范围远比两省的方案广泛，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地位大大提高，更接近于上海道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