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恩拿着周延儒的受贿清单连夜就到了钱谦益的府邸，两人寒蝉过后，王承恩说明来意，将周延儒的受贿的事情具实相告，并对钱谦益道：“钱大人，这可是个机会！”
钱谦益那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朗声道：“下官马上便通知所有东林大臣一起弹劾这周延儒和温体仁为首的齐楚浙党，王公公且放心，这次就算皇上不杀周延儒，他也绝对别想再为官了！”
“鄙人还有两件事情需要钱大人支持，其一，那晚倪大人整理的‘工商皆本’需要钱大人和东林大臣们的全力支持！”
“这个自然，本是兴国安邦之良策，下官和东林大臣义不容辞！”
“其二，站在皇上的立场上同意官办对外贸易机构，在泉州、明州（宁波）原有的对外通商口岸上再增加一个上海设为对外贸易口岸，推举鄙人为三地官办贸易机构的负责人。”
“什么！这——这开办对外贸易机构自然可以，可是增设口岸，大臣们可能比较难说服！”钱谦益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从倭寇海盗猖獗到现在的长毛老外无不对大明的海疆屡屡侵犯，‘海禁’就是因此才施行的政策，何况跟蛮夷做买卖，钱谦益总有那么点不屑，堂堂天朝岂能与蛮夷之邦互通有无！
事实上自宋代以来，中国人的海上贸易就走在世界前列，步伐之大令人瞩目。它为社会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令航海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催生了大批商业城市和市民文化。这也正是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路径的源头。
但是到了明代，经济政策反而转趋保守。明太祖朱元璋希望恢复简朴的农业社会，实施“海禁”，将本应继续发扬光大的海上贸易大加钳制。后世朝廷也利用种种理由，时张时弛地维持海禁。
海禁阻塞了正常贸易，于是东南沿海走私横行，连带倭寇难平。汪直不过是把它做大做强了的典型而已。正所谓“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商转为寇”。明代建国两百后，政府面对冷酷的现实终于稍稍改变海禁政策——隆庆开关有限制地准许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可以说这也是拜汪直等人的“功劳”呢。
不过开关之后，虽然民间海上商贸大发展，但政府对于海上贸易还是消极的，更别提有什么类似西欧国家的那种鼓励、支持、资助海上贸易、探险的态度。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没有大一统的帝制，邦国分立和政教争端的局面反而令他们的商业资本得以冲破樊篱；欧洲各国也在竞争中认识到商业资本的价值，大力支持海上贸易。中国与欧洲后来的差距由此拉开。
明末的通商口岸有广州、泉州、明州（宁波），而当时的上海是个县，但是当时的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布匹行销全国，远销海外，有“木棉文绫，衣被天下”之称。可惜，上海在明朝还未被任何人发现它自身的商业价值，王承恩这个穿越客要进行对外贸易，怎么会放过上海这个后世的国际大都市呢！
所以王承恩准备给崇祯上的对外贸易试点条陈，上海是一定要的试点，为了上海王承恩甚至可以放弃当时有世界‘纽约’之称的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