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震放了，郝建波也杳无音信。我答应过郝萌的事……最后好歹堂堂正正给个交代。”我扶了下彬的肩膀，“你不想看我有始无终吧?”
见到郝萌我才发觉：能拿出来说的，确实不多。
我“取证”一节自然是不能提的，郝建波的现状更不能透露，牵连到破案过程的都得隐去;能讲的，也就是公安机关神通广大，最终将真凶缉拿归案，但苦于缺乏证据，只得放人结案。
不巧的是，老两口刚好都不在家。
当我鼓足勇气向郝萌说出这个无奈的结果后，面对她梨花带雨的小脸，我竟然连句“对不起”都无力再说出口。
就像杨延鹏说的那样——没有人能替代别人的感受。
再一次，我本能地想去求助彬，这才发现，他又在盯着郝萌。
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彬也用同样的目光盯着这孩子。
郝萌被彬看来看去，似乎有些不自然，哭声低了下来。她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彬的方向，却无法摆脱坐立不安的较劲姿态。
大概是感到了我的沉默，彬扭过头望向我。他的瞳孔中仿佛还残留着郝萌抽泣的影像，却尽是笼罩在一片居高临下的冷漠，以及——分明是，一种兴趣?
就好像暴雨前蹲在树下看蚂蚁搬家的孩子，天真且残忍。
再去看那片泪眼婆娑，只一瞬，隐隐传出不和谐的气息。
不知是什么时候，郝萌已止住哭声，慢慢地抬起头，却不敢抬眼。泪痕在面颊上拖出一道道蜿蜒的轨迹，把她本就不甚娇好的相貌，勾勒出一个成熟的轮廓——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狡黠与世故。
与此同时，彬垂首莞尔。无数若隐若现的疑问仿佛暗香疏影，静悄悄地弥漫在房间里。我豁然惊觉，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理论上，这是个‘不可能’的案子。”
所谓的“不可能”，就是根据郝萌的证言，郝建波当晚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掘坑埋尸。
除非……一如周若鸿般老练的警察，却取证失手——也就是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号晚，六点半到九点半之间，郝建波并没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