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老白亲自沉的我，又怎可能自抽耳光扶我复职?
遵循这种逻辑思考的话：要想继续升职，老白就不能是我领导，最好换赏识我的老周来;想让老白下台，需要市局给压力，只能拿结案率说讪，或者目前没破的连环命案(如果继续发案市局给的压力会更大);我们要是一直破不了案，年底结案就必须有人承担责任，既然是领导负责制——顺理成章老白下(治安支队的一把手估计也得下)——水到渠成老周上(也得看她路子够不够硬)——投桃报李赵馨诚提副支队长(如果老周有良心)。
推理完毕。
我回报以一个灿烂的笑脸：“您放心，我会努力的。”
似乎是为了响应我们之间的默契，在随后的四个多月里，辖区内没有再发生类似的连环命案。我和整个支队一直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迅速有效地打击辖区内的各类犯罪分子，然后继续徒劳无功地奔走排查连环命案。
雪晶会为我在结婚纪念日送她玫瑰花与铂金耳环惊喜不已，老何会为因疲劳而失手在某尸体胸口划出个诡异的刀口懊恼，小姜会为参加分局散打比赛而天天拉着我去健身房做指导，白局的咆哮与粗口继续回荡在支队的楼道中，彤哥一如继往站在吧台后叼着雪茄擦拭酒杯，依晨总想趁彬靠在沙发上打盹儿的时候偷吻……风停了，云在动，太阳高照，知了在叫，夏天到了。
池姗姗、方婉琳、许春楠，也许还有那个左撇子医生宋德传，自从袁适的注意力被转移后，他们的名字便越来越少被提及。我知道，如果就这样搁置下去，他们会像许多无头命案的被害人一样，朝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的波谷一步步滑落。有人死了，地球依然在转，生活还要继续，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一般。
就连我，也常常会觉得，这样挺好。
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刚追寻完一条没有结果的线索。恰巧路过海淀医院，伴随着一种非常熟悉的身不由己，我走了进去。时值午后，四楼病房外当班的民警在打瞌睡小憩，我连打招呼都省了。
狭小的病房中一片惨白色，她若是醒来，一定不会喜欢。
坐在病床前，我伤感地发现：昔日惹人怜爱的“辣手花神”终于堕入了凡间——当思维意识无法成为躯体主导的时候，她看上去是那样地普通，衰老的痕迹肆无忌惮地在眼角与额头上驰骋蔓延。从那一刻起，我便确信，她不会再回来了。
即便有醒来的机会，我想，她也会拒绝的。法律的惩处不是最致命的，对她而言，只是因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她最想要的，亦是她最缺少的，只是一个“身份”——一个能够被主流社会所认可、接受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