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兵”中有不少人是被家人和老家的政府送回来的，这些人回来后觉得自己的脸面丢尽了，抬不起头，于是有人还想走。评功摆好会，大伙儿就说，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离开队伍是不对的，但你回来了就得记你一大功劳。这个功劳比什么都大。余部长说了，走了的人能回来，说明他们还是觉得当石油工人光荣，心里还有为祖国早日扔掉贫油帽子的伟大理想，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那些本来顾虑重重的“逃兵们”一听这话，感动得有的痛哭流涕起来：说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余部长，对不起大伙儿，今后一定再不当逃兵，一定好好为祖国建设找石油，就是死了也要让儿子孙子来接班。觉悟了，队上和指挥部就给这些人开庆功大会，给他们披红戴花。当了“逃兵”还得到如此待遇，这一传十、十传百，许多“逃兵”就是这样回来的。
自然，还有些人是永远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的就是真正的逃兵了。两三年后，大庆的日子好过了，特别是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后，会战的石油工人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后，那些逃兵们这时想回来沾点光，或者有的为了解决“农转非”和升官发财，希望油田重新接纳，“帮帮忙”开个证明之类的东西。请求到了余秋里那儿，余秋里脸一板：没门！现在来求我们太晚了！
爱憎分明。余秋里就这么个人。
队伍不稳定，问题有多方面。比如当时来参加会战的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都是自带工资，人事关系都在原单位。而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同在大庆参加会战，干的一样活，工资待遇却千差万别。有的相差一半。比如新疆青海的同志，他们的工资是按十二类地区的补差发的，而像北京、四川等内地来的是六类地区的工资标准，差距大呀！同样六级工，新疆青海来的每月可以拿到一百五六十元，北京、四川来的只有六七十元。这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