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造反派仍然不依不饶，他们借种种理由欲置将军于死地。在那个时候，像将军这样管生产和抓业务的人不被批斗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出面与造反派周旋，让将军尽可能地少受罪。每次造反派把将军从中南海揪出去批斗，周恩来就派自己的联络员跟随。等待批斗会结束后再接回来，因为他还要将军与他一起处理焦头烂额的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求救。有一次造反派使坏，知道你周恩来不是要保余秋里吗？那好，他们借机批斗后，突然说将军不见了。周恩来急了，立即找到谢富治，命令他必须立即把将军找回来，否则一切后果要他负。谢富治这才紧张地找造反派头头商议，最后把关在北师大地下室秘密地点的将军送回了中南海。
江青一伙仍然不想放过将军，她一方面到处放风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历史有问题”，一方面派人到处找证据。结果调查来调查去，将军与贺龙仅仅是工作关系；他们上将军的老家搜索材料，发现将军家几代赤贫，就是当了部长，他的亲属仍都是种地的农民。于是他们找到康世恩和铁人王进喜，逼他们揭发“余秋里是石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后台”。康世恩回答说：“余秋里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没有错。中国石油工业是余秋里开拓局面的。他会打仗，有领导能力，很会带队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石油队伍，干得的成绩举世瞩目。”铁人王进喜说得更形象：“没有余部长，你们北京大街上走的汽车还得背大煤气包呢！”
“我就不信他余秋里一只胳膊能拧得过我们两条胳膊的人！”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说。她和陈伯达等在寻找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江青的那对“蛤蟆眼”乐得都要崩裂了。
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和余秋里等，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碰头会。会上谭震林和几位老帅讲到造反派迫害老干部、破坏生产、冲击军队时，对“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等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指责。余秋里在会上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愤，拍案指着陈伯达等，称造反派干出的事“简直像法西斯”，并说：“我对计委的造反派讲了，你们这样对待老干部，我就不检讨了，连你们的会也不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