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官大了，但小事上依然不含糊。他最恨那些官当得不大，却大事小事都把手伸得特长。他不，就连抽烟这样的细节也都十分注意：他烟瘾大，一天都在两三包水平上。口袋里又总不能塞得鼓鼓囊囊的，可是经常一开会就是半天，他的烟就会“断档”。这时将军就会抬头朝坐在某个旮旯里的贾师傅使个眼神，贾师傅马上悄悄走过去塞上一两包烟——俩人有默契，因为将军有一条自律：不抽公家的“招待烟”。
李先念曾有话评价将军：粗中有细，一心为公。
“为公”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易事，而要一心为公，怕是难上难。有人可以一时为公，却难能做到一辈子为公；有人可以在某些容易做到的事上为公，却不能在所有事情上特别是涉及到错综复杂、尤其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和个人形象时就再也做不到了。
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也常有衡量他为人处世的品质问题。
将军在任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时就奉命做过两件“得罪人”的事——而这又是必须有人去做的影响国家和军队改革的大事。
一件事是80年代初国务院所属的工业部门的机构改革。
积五六十年代中国计划经济时机构庞杂的惯性和“文革”十余年留下的干部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现象极其突出，政府部长级干部中“一多二老三不专”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多，即有的部正副部长多达20人，少的也有十几人。一份文件传阅、画圈有时一个月还没有转过来；二老，即正副部长年龄都在六七十岁左右，部长会一开起来围了一大会议室，真正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却并没有几个人。三不专，即文化水平普遍低，大部分部长只有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对专业知识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更加缺乏。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把精简机构的意义提高到“一场革命”的高度。他说：“精简这个事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的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
机构改革的这场“革命”，革的大部分都是为建立新中国和在新中国建设中立过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他们大多又是在“文革”中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多年失去工作机会的老干部。“四人帮”垮台，他们才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可现在精简机构又要他们退位。许多人想不通，抵触情绪自然非同一般。谁去做这得罪人的事？一些“聪明人”躲到一边去了，将军没有躲，并主动承担了他分管的那些部委的精简任务。
难哪！既然精简，就得有硬性的“杠杠”：年龄杠杠、编制人数杠杠，这都是要了那些想留任的老同志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