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落入唯名论的谬误，我们就能将贪婪这个词给分解出来，或者该说还原回去，不再理所当然想成一个封闭性的异物，一种病或一个会入侵人体的恶魔，而是一系列连续性的心理状态，从人面对生存种种的自救防卫要求，到某种生命主张的积极实践与获取，再到某种攻击性的掠夺占有云云。这也就让我们看出来汉纳·邓兰所说“恶并非根本性的东西”这句话的理由，由其睿智洞见，恶比较接近某种逾越、某种放纵，汉纳·郑兰因此用毒菇表面的斑斓可怖花纹来形容它。
我们这一系列的连续心理状态不必然为恶，贪婪毋宁只是人的逾越和放纵，如果说这样的认识较逼近事情真相，那它同时带来了或说“复原”了两个巨大的烦恼：一是界线何在的永恒难题。它要准确划在哪里?根据什么?如何将渐层式的连续状态当一边光明、一边黑暗来断然处理?二则是因此衍生的实践难题。人的日常行为无法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生活的第一现场不存在哲学精致思辩的奢侈空间，它需要更明确的指示和禁令，像红绿灯那样的东西。
也因此，山德斯这本《第二死罪》的最终收拾方式也不算错，暂时，我们这几百年下来有关贪婪除罪化的具体成果，的确倾向于诉诸法律来标示界线，但有意义的改变不是以一条武断的界线来换一条武断的界线，而是何以如此，以及我们对这道新界线所隐含的思考和期待。
我们说过，法律处理的不是思维而是行为，不是贪婪这个形上的道德错误而是具体的侵占、抢夺、伤害、谋杀等罪行，因此，退回到法律，真正的意思是自由和宽容，让道德的越界和社会的直接惩罚先脱钩——一方面，基于我们对人性，尤其是其暧昧难明边界之事的察觉和认识，不以为那种宛如巨斧砍下来的暴力性惩罚，合适侵入到这个精致的、微调的、如玉石切磋琢磨的道德思辩世界。这里，法律不是狞恶的佣兵，而是谦卑的守护者，只负责架起一个宽松的、最低底线的边界，保卫着道德思维自身的独立自主空间，又像某种缓兵之计，让我们对道德的探索得以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了道德之罪，至少贪婪这个道德之罪，并不是原生性的罪恶，而比较接近某种错误，不是像格雷安·葛林《布莱恩棒棒糖》所引喻的那样，罪恶如英国布莱恩当地的名物棒棒糖一样，不只是表面花纹，而是你舔到最里层仍绝望的发现它由里到外都是一致的花纹，一致的罪恶。不，它始生于无关善恶的人性，因此不适用于那种“小时偷瓜长大牵牛”式的神经质道德直线推论。正如我们青少年时期某一天总会心血来潮逃个课、抽根烟，或考试时偷瞄一眼邻座同学的答案，绝不因此决定了我们廿年后会通敌卖国一样。因此所谓的防微杜渐不再构成理由，不再是睿智的先见，而仅仅是愚昧、顽固和残忍。任何急于在第一时间、乃至于深入贪婪的幼年期予以一次扑杀灭绝的作为，历史的惨烈教训告诉我们，不仅从不会成功，而且其结果几乎注定了不是善的维护，一定是更大罪恶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