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会，”伍尔夫说。“抗议好处全归他们了，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但是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不准如此。那是第十一诫。如今他们开始采取行动了。他们说如果你买了一个画家的作品，你应当签一份同意书，表明如果你日后要转售图利，艺术家可以分享利润，例如利润的百分之十或二十。而向原先的买家买下画作的那个人，如果他后来也要转售，他也必须与艺术家分享利润。诸如此类的。”
“我觉得很合理，”布恩说。
“当然合理，”伍尔夫忿忿不平的说。“现今的制度太荒谬了。艺术家费尽心思才画出作品来;如果他成名了，他至少也应当分享这笔利润。可是经纪人、画廊及美术馆都反对。老掉牙的故事了：钱，钱，钱。如果艺术家可以分享，他们的获利就减少了。真是一派胡言，我告诉你。一个艺术家若在十年前以五千元卖出一幅作品，如今在报上读到那幅作品刚以五十万成交——你认为他有何感想?”
“那就是麦兰的处境吗?”狄雷尼问。
“当然，”伍尔夫说。“麦兰就是面对这种处境。我曾跟他见过一次面。他是个混球，不过他这一点的看法是对的。那令他气得快撞墙。我能否再来一杯，组长?聊了这么多，我口干舌燥。”
“当然，”狄雷尼说。“市警局买单。再一杯樱桃酒?”
“不。”。伍尔夫说。“我想我还是回头喝麦酒，比较润喉。你不喝酒，小队长?”
“今天不喝，”布恩淡然一笑。
“好人，”伍尔夫说。“我有一半的时间花在展览的预展及鸡尾酒会上。经常要不断仰头猛灌，伤肝啊。不过那全都是为了局里——对吧?”
新鲜麦酒端给狄雷尼及伍尔夫，队长喝了一大口，然后身体靠近桌子，凑向组长。他的黑色胡髭上沾着白色的冰泡沫。
“好，”他说。“像维多·麦兰这种成功的画家会被这么搞：他早期出售时只值区区小钱的作品，后来以天文数字成交，而他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不过他在其他方面也被剥削了。我们就以一个刚出道的年轻画家为例，呕心沥血的创作，有满腔的热忱与满脑子的点子，不眠不休。如果他运气好，或许每十张画作有一张卖得出去，其他卖不出去的作品则堆积如山——对吧?堆放在他的画室、地下室、阁楼、友人家中——无论何处。或许他会送人，清掉一些。许多这种年轻的艺术家只能以画作来换取温饱。随着时光消逝，那画家娶妻生子了，他的作品也开始有市场了，而且价格不断攀升。这期间，他手中仍有一些乏人问津的旧作，可是他想继续留下来，因为那是他唯一能留给他妻儿的东西。一旦他死了，那就是他们的遗产。然后有一天他真的翘辫子，他留给他老婆几块钱及满满一画室的旧作。这时剥削就开始了：美国政府戴着国税局的帽子，前来鉴定那位画家的遗产。他们说他的旧作必须依目前的市场行情来核价，无论那是何时画的。换句话说，如果麦兰的最近几幅画作都在市场上以十万美金卖出，那么他所有的早期画作也都值十万美金。他们就依此来课税。纽约州政府则依照国税局的鉴定价格来估算‘他们’的课税额度，有时候可怜的遗孀为了付这笔税金而破产，有时她必须将全部作品变卖一空才能缴清税款。那只是社会如何压榨艺术家的一个例子。好吧……这些对你有任何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