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内参片”，比如《大幻影》《发条橙》《午夜牛郎》《安妮·霍尔》……并且深深为之着迷。我控制不住地每天模仿电影中的人物，学他们说话，学他们行动……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学校的那些朋友都没看过这些片子，甚至，没看过任何片子。于是，为了不让朋友眼馋，我便把对电影的爱深深深深隐藏起来，可是，当它成为一个秘密，它变得更为珍贵。这一隐藏，就是十年。
说来还是不好意思，我本能考北大清华，却选择上电影学院，在交志愿的那天把第一志愿偷偷改了。家里当时鸡飞狗跳，我被打了无数顿。可我很开心，真的开心，好像，戈达尔的激烈情绪、特吕弗的人性洞察、斯科塞斯的慑人张力，都触手可及了。
可实际上不是这样。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去工作。我为了有上片机会主动放弃留京名额，然而最终还是失望了。当时拍片需要厂标，我们单位一年一个，大导演们还不够分，刚毕业的只能等着。有回，厂里必须筹备、摄制关系户的一部电影，文学部的问了一圈，没有导演愿意沾，而我为了可以上片大刀阔斧修改剧本，可临开机时，厂长却让把“总导演”给有关系的其他人，我只能当执行导演。我拒绝了，继续蛰伏。到1991年3月，我听见厂长说，“谢兰生要锻炼五年才能真正承担重任。”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不“听话”，还是因为我新毕业。
可是，“等”会耗尽我的才华。那天，我决定了自己拍片。我当时对我自己说：“你好，我叫谢兰生，我已经毕业两年了，再不拍片我就要死了。”我想，为何画家可以画画，作家可以写书，导演却不能拍电影呢？我偷偷拍，再偷偷卖，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蹲监狱我也认了。作家不能只当助手，画家也不能，别人的片跟我的片完完全全是不同的。
于是开始筹备《生根》。
当时很难。为了筹资，我到公园演过猩猩……为了……我……中国境内不能冲印，我把片子送去澳洲，澳洲海关开箱检查，胶片见x光，报废了，一切又要重新开始……】谢兰生把一点一滴在纸上写出来了。
另起一行，兰生又道：
【我再一次非常幸运，《生根》入围都灵影展。我没资金去打广告，只能站在酒店门口，或站在会场门口，一边发宣传单，一边说：“请来看看我的片子！请来看看我的片子！”那个时候，参加影展、卖掉版权，在欧美的电影节和电影院中被放映，是唯二的见光机会。何况，我也必须还清欠债。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回来我被禁了8年。
1993年，《美丽的海》入围戛纳，1994年，《山坎》《黑白》退出影展，我就觉得挺没意思，欧美参展挺没意思，于是，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有一回，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跌下来，摔断了腿，我在医院悄悄哭了，想，“我好想被公映啊。”“真的，好想被公映啊。”
1995年，VCD盗版碟流行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希望，被看到的一个希望。于是，我请莘野来拍《圆满》，又一次参加影展。《圆满》柏林擒熊以后，盗版商们毫无反应，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最终，我的盗版出现了，我那时候欣喜若狂，在大街上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