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医院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咨询吗?”身为一个心理学家，我非常质疑如今医院所奉行的形式化的谈话治疗，还有那套自称有效的快速药疗法。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日新月异的科技已经揭示了大脑对心理的影响，也从很多方面成功地研制出对直接控制脑部区域的药物，但是我还是觉得传统的谈话式心理治疗更能真正地影响人的心理状态，毕竟我们所能认知的心理学还在起步阶段，在我国更是如此。
“这不一样，不一样。”江瀚哽咽道。
不知道是受了江瀚情绪的影响，还是感受到了现实的无奈，我开始静静地听他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首先，江瀚出现幻觉幻听，神志不清，最终他下定决心联系苏慧珍，而苏慧珍在最后一次送药后就音讯全无。直到冬至日我们发现了罗琳的尸体，江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此消息后，匆忙地离开了家，这跟我的推断一样。
“为什么要选择逃跑呢?”我思考后问道。
“难道你认为除了逃跑我还有别的办法吗?”江瀚冷冷地说。
我知道问了也是白问。像他这样连自己的精神状态都难以断定的人，警方毫无疑问会将他定罪;就算是自首，像他这样有前科的人，也会被宣判死刑。
“这几起案子发生的时候，也就是冬至日前一晚以及二十四号凌晨两点，你人在哪儿?”
“自从我出现精神混乱以来，我就很早睡觉了，可是……”江瀚显得有些犹豫。
“可是什么?”我接着问。
“可是，我经常想不起自己做过些什么，明明记得穿了睡衣，第二天却穿着外出的衣服躺在床上。”
“那有没有血迹?”我接着问。
“没有。”他说完便沉默了，像是在思考。仅仅从没有血迹这点还不足以断定他有没有杀人。
“如果真的是我精神失常杀人，我是不是要被枪决?”他突然问道。
“怎么说呢?我不是法官，但是按照以往的惯例，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并转移到重度看守的精神病牢房。”这让我想起电影《禁闭岛》中的情节。
他沉思许久。车子继续飞驰在环城高速上。对于陈龙案发时的时间段，江瀚并没有不在场证据，但也不能确定他当时身在何方。过大的精神压力以及难以承受的惊恐让他短暂地失去了记忆。眼下所有证据都指向他，尽管我对案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及部分所谓的证据，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凶手“正常”的人格基础上。这里的“正常”并非指平时所说的“正常”，杀人已经是极度缺乏同情心的变态心理行为，无所谓“正常”;而刚才所说的“正常”是指凶手的人格并无崩坏，也没有出现过因其复杂人格体系导致的杀人事件。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整个社会所争议的话题。到底我们应该遵循道德的底线还是遵循法律的规定呢?
江瀚这次的停顿时间比前几次都要长，或许他正在思考。而我仍旧被牢牢地绑在副驾驶上，唯一让我安心的是，他现在并不想要我的命，但是“他”也只能代表一个神志不清的精神病患者的其中某个人格罢了。
我尝试再跟江瀚说些什么，但是在这种连自己的安危都无法保障的状态下，我很难打破这沉重的寂静。尽管刚才的谈话都还算顺利，不过从江瀚现在的脸色来看，情况比我想的糟糕多了，或许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是死罪难逃了。因为他一手策划了这次绑架，他对自己感到怀疑才会跟我进行这样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