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真的不拘泥于礼节的话，他应该让我叫他怀特。但我们是初相识，我不便直指他的缺点。于是，我礼貌地说：“我像讨厌瘟疫一样讨厌礼节，怀特安，叫我黑勒好了。”
他长着淡漠的褐色眼睛和有棱角的嘴唇，似乎总是在品味着自己说过的话。另外，他还有着不动声色、不引人注意的优雅，这种礼貌习惯已在许多律师中消失了，可在他身上依然保留着。
“你介意我吸烟吗?”他问，可他并不像大多数问的人那样先把香烟拿出来。他是一个地道的南方人，我认识一些任公职的南方人，他们的繁文得节让我直想扼死他们。
“没关系。”我说，“我已为自己叫了一杯酒，我可以为你叫点什么吗?”
“我很高兴来一杯马提尼酒。”他大约三十七岁左右，正当盛年。他的手看起来很柔软，是没劳作过的样子，指甲经过了精心的修剪。
我叫了一个服务员。牛仔饭店是一个雄性的堡垒：律师、公证人和商人们都欣赏它的木制结构、斯巴达风格的舞台装饰和随意的服务。服务生们喧闹的笑声压住了商人们的大声谈话和天花板上电风扇的呼呼声，烹调极佳的肉和土豆的香味与香烟和雪茄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如果你不需要女人的话，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这里离我的办公室很近。我的办公室在附近街道拐角处的一所建筑中，有一个小套间。这个拐角是上流社会俱乐部和贫民区之间的分界限。那边是灯红酒绿，一片繁华;而贫民区的街道上则是一个当铺、酒吧间、小客栈的大杂烩，店铺的门口随时可能躺着一个酒鬼。我们这座建筑中住着形形色色的房客，包括一个讲师、一个牙医、一个非法堕胎者，还有几个福斯克特先生在法庭上绝不愿遇到的讼棍。
可我为了在夜间工作的需要，在这里租了一个套房，因为这里的巡夜人(住在我们公司)从一九三三年七月起已在这里干了十年之久，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第三层楼上的大部分房间都是我们的，我自命为所长的A-I侦探事务所是一个有三名侦探和一名女秘书的小小组合。
一战结束后，男性工作的影响力增大了，我也得以有了扩展工作的机会，并搬进了更大更好的住宅。在这些年里，我挣了一些钱，而且有了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偶尔也吸引一两个像现在坐在我对面的福斯克特先生这样的上流社会的委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