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敬斋紧紧握住张文光的手说：“提督大人，我听你的，做个好学生! ”
回到腾越后，常敬斋和张文光都忙着为东渡日本作准备。听说唯一的儿子要远走日本，常敬斋的母亲成天以泪洗面。常敬斋的父亲自从采药坠入山崖死后，儿子成了她这做母亲的唯一寄托。靠着丈夫生前做草药医生留下的微薄的积蓄，她把儿子送进了和顺古镇最好的清河私塾，那是从缅甸回来的华侨兴办的私塾。私塾里不仅教四书五经等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开设了英语课和缅语课。作为一个乡下女人，她的目光是长远的，她相信“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话，希望儿子今后见多识广有出息；但作为母亲，她又不忍心儿子背井离乡远走异国他乡。腾越起义那年，儿子偷偷跑去当了兵，就让她那颗心成天悬在了嗓子眼儿，生怕儿子有个三长两短。现在儿子回来了，那颗悬着的心才刚刚在胸膛里放安稳，就又听说要去日本，这怎么能不让她这做母亲的操心劳神呢? 她看着儿子也长大成人，嘴唇上有了黑色的胡须，就想趁儿子离开之前，在和顺古镇人家为他相一个媳妇。这个想法鼓舞了她，她到处托媒，终于在古镇里物色到一个长相让她满意而又愿嫁到她家的姑娘。但常敬斋却不领母亲的情，他说他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何况自己马上就要启程去日本。但常敬斋的话说服不了母亲，她固执地认为，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总是要结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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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忙着为他准备婚事，这让常敬斋倍感烦恼。他把烦恼向张文光说了，没想到张文光也赞成他先结婚，再去日本，还主动提出要亲自为常敬斋主持婚礼。张文光说：“敬斋，你去了日本，你母亲孤身一人，娶个媳妇陪着她老人家，你在日本才会心里踏实些。”
常敬斋的母亲听说张文光要亲自为儿子主持婚礼，打内心里高兴。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姑娘的娘家人，娘家人也觉得脸上有了光彩。尽管张文光现在解甲归田成了一介布衣，但在腾越老百姓的眼里，他仍是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滇西都督，是那个在文星楼上竖九星汉字旗的起义英雄。
也许因为是张文光主持婚礼的缘故，常敬斋结婚这天来贺喜的人特别多，本来就不算大的院子里，挤了个水泄不通。常妈妈忙进忙出，整个脸笑得像个烂柿子。这是她自从丈夫死后感到既开心又有光彩的一天，仿佛过去苦熬的日子都是为今天而活的。这天，来的要人确实很多，特别是先前腾越起义军的各营管带和帮带都来了，他们还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军乐队，进院子吹吹打打一阵，便与之前常妈妈托人请来的民间乐手们较上了劲。你打军鼓，我吹唢呐，你奏新派乐曲，我唱腾越古调，经他们这一折腾，那欢乐的气氛恨不得就要撑炸了这原本冷清的农家小院。常敬斋按照当地风俗，穿上了新姑爷的服装，长衫加瓜皮小帽，把他打扮得像个富家少爷。但作为新郎官，他仿佛并不存在于这热闹的场面中，他机警地打量着前来贺喜的宾客，依旧保持着一个侍卫的警惕。早些时候，张文光原来的侍卫长找到常敬斋，告诉他贺喜的人群中有3 个形迹可疑的人，要他多加小心。侍卫长说那些人肯定是冲着张文光来的。正是听了侍卫长的话，被欢乐的人群包围着的常敬斋，内心却非常紧张。以至于有人取笑他，说他做新郎官，怎么像上战场打仗似的。
毕竟是经验丰富的侍卫长，他见常敬斋被贺喜的人群簇拥着，根本无力保护张文光。看着站在墙角的那3 个面无表情的人，他感到了潜在的杀机。他心里清楚，真正是来参加婚礼的人不会是这样一种表情，这种像铁板一样生硬的表情通常是杀手固有的。于是他慢慢地挤到墙角，佯装看热闹故意在这3 个人中的一个的脚上重重地踩了一脚。那个被他踩得人痛得尖叫了一声，他凶相毕露地骂道：“你他妈活够了想找死呀? ”正是这句话，让侍卫长听出了这家伙的大理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