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退休，我才终于有时间、也有意愿采纳约翰的建议。成果虽然算不上惊世骇俗，对我本人却很有启发意义，至少让我明白了，哪怕是完全忠于事实的记录也必须以能吸引读者的方式来展现。意识到这一结论，我便在出版了两篇故事后，放弃了约翰那种叙事方式，并随后给我的这位好医生寄去了一封简短的信函，在信中，我诚挚地为之前我对他早期作品的嘲讽表示了道歉。他回信十分迅速，且一针见血：你无须向我道歉，我的朋友。虽然我表示过抗议，但因为写你的故事而让我收到的版税，早在多年前就已赦免了你的过错，并将继续如此。J.H.W.
既然提到了约翰，那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说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最近，我发现，我这位过去的助手受到了一些剧作家和所谓神秘小说家们不公正的指责。这些浪得虚名的家伙们的名字，完全不值得我在此提及。他们试图把约翰描述成一个愚蠢粗鲁的笨蛋，但这与事实完全相反。我怎么可能给自己找个头脑迟钝的同伴，这种情节在舞台上也许会很有喜剧效果，但在现实中，我认为这种暗讽是对约翰、也是对我的严重侮辱。外界某些错误的印象也许确实来源于约翰的作品，因为他总爱夸大我的能力，同时又对自己的优点过于谦虚。即便如此，这个和我并肩工作的男人总还是能展示出与生俱来的机敏与精明，他为我们的调查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偶尔，他也会抓不住某个明显的结论，或选不出最佳的行动方案，这些我都不会否认，但他从来不会有愚蠢的想法。最最重要的是，能和这样一个人共度我的年轻岁月，实在是我的荣幸。他总能在最平凡无奇的案子中察觉到惊险的味道，总能用他的幽默、耐心和忠诚包容我这个脾气火爆、又有诸多怪癖的朋友。所以，如果那些伪君子真要从我们两人中挑一个比较蠢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要挑也应该挑我。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虽然读者都对我之前在贝克街的寓所念念不忘，但我早已对它不再留恋了。我不向往伦敦街道的喧嚷嘈杂，也不想念那错综复杂得如同泥沼般的犯罪网络。更重要的是，目前在苏塞克斯的生活让我相当满足，当我清醒时，绝大多数时间不是安静地一个人待在书房，就是去养蜂场看看那些秩序井然的小动物们。但我必须承认，年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我的记忆力，可我的身体和头脑都还相当灵活。几乎每周我都会在傍晚时分步行去海边。下午，我则经常会在花园小道上散步，照料各种香料作物和花圃。最近，我的主要任务是修改我最新版本的《蜜蜂培育实用指南》，以及给我四卷册的《侦探艺术大全》作最后的润色。后者的写作是一项冗长而费力的复杂工程，但一旦出版，应该会是一套相当重要的作品。
然而，此刻我却感觉，必须先把自己的鸿篇巨制搁置一旁，要开始把往事记载下来的繁重工作了。今天晚上，也不知是何缘由，很多往事涌上心头，如果不赶快将其写在纸上，只怕很多细节转眼就会忘记。以下所说或所描述的也许并非当初确切之所说所见，所以，如果我自作主张，对记忆中某些残缺的部分或灰色区域进行了补充，我想在此提前致歉。但即便在下述案例中有部分虚构的内容，我还是可以保证，整个的案件——包括在案件中涉及的个人——我都已竭尽所能进行了准确的描述。
I.福提斯林区的安妮·凯勒太太案
我还记得那是一九〇二年春天，在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完成了乘坐热气球飞越南极洲的历史壮举后一个月，一位托马斯·R.凯勒先生来找我，他是个驼着背、肩膀很窄、穿着打扮很体面的年轻人。当时，我的好医生还没有住进他自己在安妮皇后大街上的房子，但他刚好在外度假，和即将成为第三任华生太太的女子在海边慵懒度日。于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独享了贝克街的整套公寓。我按照往常的习惯，背对着窗户坐，让来访者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上——从他的角度看，由于窗外的光线过于明亮，他很难看得清我脸上的表情;可从我的角度看，他的脸却被光线照得清清楚楚。一开始，凯勒先生在我面前显得很不自在，说不出话来。我也完全没有安慰他的意思，反倒利用起这令人尴尬的沉默，开始仔细观察他。我一直认为，如果能让客户感觉到他们自身的脆弱，是对我有利的。我很快猜出他此行的目的，并决定要强化他的脆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