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注意到了一些小事——比如，盘子没有洗，饭要么没做熟要么煮糊了，床也没有铺。接下来，安妮只要是醒着，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阁楼里。通常，我都是被楼上传来的玻璃琴声唤醒，而当我下班回到家时，迎接我的依然是那相同的琴声。到了这个时候，曾经让我欣赏的音乐已经成了我最深恶痛绝的东西。再后来，除了一起吃饭，我甚至一连好几天都几乎看不到她的人——我睡着以后，她也会上床来陪我睡，但我还没起来，她已经又离开了——只有忧伤的音乐永远无休无止地响着。我简直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安妮的爱好实质上已经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痴迷，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斯格默女士的错。”
“为什么要怪她?”我问，“她和你们家庭的问题又没有关系。毕竟，她只是个音乐老师。”
“不，不，她可不止是个音乐老师，先生。恐怕，她是一个有着危险信仰的女人。”
“危险信仰?”
“是的，尤其是对那些拼命想要寻找某种希望或很容易听信谗言的人来说，那种信仰就更危险了。”
“而你的妻子正好就是那样的人?”
“很遗憾地说，她确实是的，福尔摩斯先生。安妮一直是个非常敏感、很容易轻信别人的女人，甚至是到了过分的程度。她似乎生来就比其他人更能敏锐地感知和体会这个世界。这既是她最大的优点，也是她最大的缺点;如果心怀恶意的人看出了她的这一脆弱之处，就会很容易加以利用——这正是斯格默女士做的事。当然，我很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直都疏忽了，直到最近才明白。
“你看，那天就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和往常一样，安妮和我安静地坐在一起吃晚餐，她才吃了几口，就说要去阁楼练琴——这在最近也是经常的事了。但很快，又发生了一件别的事：那天早些时候，在我办公室，一个客户送了我一瓶相当珍贵的红酒——我帮他解决了他私人账户的一些棘手问题，他把红酒送给我作为答谢。我本来是想吃饭时把红酒拿出来，给安妮一个惊喜的，但她那么快就离开了餐桌，我还来不及去拿酒。于是，我决定带酒上楼找她。我手里拿着酒瓶和两个玻璃杯，爬上了阁楼的楼梯。这时，她已经开始弹奏玻璃琴了，琴声格外低沉，那单调而压抑的调子似乎穿透了我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