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也找不到跟乔治一起来的那个怪客。他搞了一个阴谋就不见了。我站在广场上，看着黑压压的一群人的身影，他们象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无名战士纪念碑，三只路灯在微风的轻拂下摇曳着，在那不均匀的灯光照射下，纪念碑阴森森地凝立着，我想象着全国许多其他城市里也有一大堆一大堆被人扔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天哪，我想，他们当中谁也听不懂传效士那鸟语般的话，一句话、一个声音也听不懂。然而他想给他们说的，就象当初我们都向后退给他让路时一样，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道无可争辩的命令。这就是说，我并没有错，即我认为整个秘密隐藏在词义当中。
当然，我们语言里的词汇比普通人所需要的要多得多，然而我们对这些词汇，对它们永无休止的兴衰变化已经是非常习惯了，其中有许多词汇，也许是大多数词汇，都失去了深刻和确切的含义。过去，伟大的演说家用自己诗一般的普通语言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些演说家有时能改变社会舆论并将其引向另一条轨道。唉，可是现在我们说的话却都失去了往日的锐气。
“所以，笑总有笑的意思。”我想。普通而愉快的笑，即使人并不知道笑的原因，也能使人的心情为之一爽。哈哈大笑，意味着友好。勉倔而轻蔑的一笑，意味着自负，它有时还会伤害别人的自尊心，使对方颓丧。
整个问题就在于音响，在于激起人们的主要情绪相反应的音响。在这方面，神秘的怪客没有利用什么东西吗？是不是这些声音编造得很巧妙，很能抓住人们的心理，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就象我们说话时精心组织的句子一样，只不过它有一个主要的优点，即它具有普通的言语很难具备的说服力呢？其实，在人类历史的初期，既有事先的唠叨，也有盛怒之下的痛哭；既有求食的呼喊，也有相识时象母鸡叫似的友好的咕咕声！由各种各样非常复杂的原始声音组成的那个怪客的奇怪语言不就是这样的吗？
康·威泽尔比老头艰难地走过草地，在那堆东西的最上边放上一只手提电视机，他后面跟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她把一架毛发干燥机、吸尘器和烤面包机扔在电视机的旁边。看到这种场面，我心里难过极了。或许，我应当走过去，使他们，至少使康老头清醒清醒，尽可能拦住他们，对他们说，他们干的是大蠢事。要知道，正是这个康老头痛苦地戒了酒，把钱一分一分地积攒起来，原来一天要抽五支烟，现在只能抽三支廉价烟，这都是为着弄到这架电视机。然而，我知道，要想拦住他们，那是徒劳。
我沿着草地走去，感到筋疲力尽，空虚颓丧。这时，一个我所熟悉的身影抱着沉重的东西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
“是多罗蒂？”我惊奇地喊起来。
多罗蒂猛地停下来，她抱着的一大抱书，有几本噗咚噗咚掉到地上。我立刻恍然大悟，这可是我的法律学方面的书啊！
“赶快都收起来抱回去！”我命令说，“你这是怎么想起来的？”
不用说，这个问题完全是多余的。别人不说，可是她必定会巧妙地呆在原来的地方，以便听一听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传教士莫名奇妙的讲演，而且肯定会头一个相信他那不堪入耳的荒诞之言。她能推测出二十英里以外的各个福音会会员的讲话，她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就是在祷告时窒闷的气氛下，坐在坚硬的石凳上，听外来的预言家一本正经地讲火焰地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