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睦告诉我，过不了几秒钟，他懂得了科尔的用意。科尔是想谋杀他。他准备开枪打死迪睦而后说是自卫。科尔可能会事后抛一支开了一二发子弹的枪在他身边，对人说迪睦指责他抢他的女人。他……”
“不必说他想什么，”我说：“告诉我他做了什么?”
“迪睦离开房间，用足尖走下楼梯。他决定和科尔在法庭相见，在有证人情况下相见。免得再被他谋杀。”
“之后呢?”
“正在迪睦离开大门的时候，他听到了枪声。”
“迪睦知不知道你已离开，不在家?”我问。
“他知道。这只能说我和他心灵相通，或是他的第六感。他说他一进房子就知道我不在，而且是一劳永逸的离开了。也许是科尔的表情告诉他的。也许真是直觉。”
“不是科尔告诉他的?”我问。
“不是，他说不是的。”
“好，迪睦听到枪声，他怎么办?”
“他走到公路，搭便车回洛杉矶。他在报上看到科尔的死亡。他看到计程司机指认历历，只要有人知道迪睦没有在巴西死亡，连想都可以想到是他。他连一点机会也没有。他知道他一出面就会被控科尔是他杀的。
“迪睦是有一百个理由要杀科尔。但是他……赖先生你看，除非是真正杀死科尔的杀手出现，迪睦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了。”
“之后呢?”
她说：“我知道迪睦会在哪里。我那晚去看他。我们讨论这一切。我们决定迪睦在真凶被绳之于法前，不能露面。这一招并不困难，因为所有知道他的人都以为他已死在巴西了。如此我们两人进入了漫长的梦魇。
“迪睦始终不露面，我尽全力设法使丈夫的命案快破案。我回去接收遗产。因为科尔还来不及废除我的继承权，我就接收了他每一分钱。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拿到这个人的全部钱更有报应感了。”
“哪到底是什么人谋杀了狄科尔呢?”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