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璧德打来电话。
“你看了《曼海姆晨报》没有?”她问。
我马上预料她会问，于是尽可能无所谓地说道：“看了，怎么啦?”
只要能向我谈起轰动性事件，璧德总是那么高兴：“你看过那篇《教师之家谋杀案》了吗?”
“好像看过吧，”我嘟哝着说，“我倒没太在意。”
“你没想到吧，”璧德开始唠叨，“那就是莱纳·恩格斯坦的家，我最近跟你讲起过的那个人。他太太被枪杀了，他受了伤。人家告诉我，她是一个酒鬼。嗨，我说，也许是他杀了她，然后为了避开他人的怀疑，往自己的大腿上开了一枪。”
“你这么认为吗?”我问道。
“嗯，去年我在这儿的业余大学听他课时，我本来觉得他人挺好的，不过杀人犯脸上又不会写字。”
我当然想为维托德辩护一下，可我自然不会那么傻。
“难道就没有什么第三者在场吗?”我问。
“那一定有，”璧德回答，“或许这是一次完全普通的抢窃案，而警方只是尚未肯定究竟被偷盗了什么。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谈了好多莱纳·恩格斯坦的事，有可能是他和他的一个女学生搞上了。但大家都认为，对一个做教师的英俊男子起疑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