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父亲呢?”我问道。
莱茜说，他在医院里住了两天，一直受警方的审讯，但现在可以回家了，不过不允许他外出旅行。另外，他精神沮丧到了极点。
我问，那警察是否已经知道，究竟是谁谋杀了他的妻子?
莱茜继续说，看样子那个恩格斯坦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像他也没有受到直接的怀疑，然而警方谈到要送他去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事。
“可是这样不就是又要怀疑他了吗?”我插话道。
莱茜，这位体育专业的女学生，耸了耸肩膀。“坦率地说，这位老人对我是无所谓的。我遗憾的是这个马克斯，包括这位克里斯托夫，尽管我几乎就不认识他。母亲被杀害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接着插话说，这位母亲是酒鬼。
“那又怎样?”璧德问道。
幼稚的莱茜斥骂我：“母亲总是母亲啊，”于是我就乘机将这一话题引开了。
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但我四个星期没有去拉滕堡，虽然这段时间里我又得伺候迪士高，晚上还得带着它去溜达。它现在也不走远路了，我完全不用开着车去哪儿，只有一次带着这条狗到了那个街区附近，让狗在梧桐树边上嗅了一会儿。没准维托德已经受到监视了，他的电话被窃听了，没准这里的哪个居民认出我来了，就连我的小车和狗也会勾起他们的记忆。
我决定将头发留起来。多年以来，我偏爱很短的姑娘发型，总的来说这种发型很适合我。留着这种假小子头，穿着这种体操鞋和黑裤子，在夜色朦胧中显然会被认为是一名男性。或许我被某个上了年纪、视力稍差的人观察过，在这种休假季节，年纪轻的差不多全都带着孩子出去度假了。首先，我要是留着长发，穿一条连衣裙，穿一双小巧的鞋子，那我就不会被看作是那个高个儿男子了，其次，我也很想以一个迷人的女性形象出现在维托德面前。我也清楚，我那不易亲近的严肃样子是不符合他的审美情趣的。他家里的摆设和我家的不一样，他的家看起来更不整洁，更富有幻想，更加混杂，也更充满活力。但是我现在成为如此遵守纪律的人，从我的整个人生轨迹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比如说璧德，她的生活始终要轻松得多。她出身在一个多孩子的家庭里，在这种家庭里尽管有时也会有磕磕碰碰，但总的说来是快快乐乐的。很小的时候，她就远胜于我，显得非常老成。我的母亲却是一个太过虔诚的人，每年只在我生日那天允许我请三名女友到家里来。在我的班上——顺便说一句，我们全是女生——也有几个我这样的人，很用功，也很乖，是令人讨厌而不是受人欢迎的人。但大多数人去上舞蹈课，谈论男生，而且有男朋友。即便家庭不富裕的，也会有一个给女儿弄件漂亮衣服的母亲，或者甚至亲手缝制一件。其他女生呢，自信，快乐，讨人喜欢。于是，这种不公平就这样开始，就这样继续，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