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妻子听了气得嘴唇直抖。
黄荣军在病床上听见了，也气得流眼泪，他说：“你不是说这是给你儿子看病的钱吗?”
那失主说：“我不记得我说过这话，我只有一个女儿，哪里来的儿子。就因为你们在报纸上说的那些话，我都被公司开除了。”
说罢，她指着我们这些记者说：“别再造谣了，我的生活因为你们的造谣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告诉你们，”她指着黄荣军说，“再瞎说我就告你们诬陷好人!”
他的妻子与他一样窝囊，听了这话气得直哭，却并没有说出任何值得报道的话。在失主走后，他们爆发了结婚后的第一次争吵。他的妻子大骂他是一个傻叉，遇事不动脑子，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家。黄荣军气得直流眼泪。
小张那天来看他，黄荣军问他那天你到底追上来没有。小张立即说：“哥，我追上去了，但是你骑车太快，我没跟上，后来没找到你，我就回单位去了。”黄荣军嘴动了动，但终究没有再说出什么。其实我知道，他肯定是觉得如果小张跟上来的话，小偷就不会对他行凶了。
他的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听说了这些事情也大骂他傻，说那么多人都不管，你管他们干嘛?弄到最后自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黄荣军听了也只是默默流泪。
在报纸上，我报道此事的时候，自然忽略了这些事情，只是报道他光辉的一面，甚至把他的家人都说成了大义凛然的英雄，都坚决支持他的行为。其实只有我知道，他们在病房里相互埋怨的时候，都说了什么样的话。
我一开始还担心其他一起采访的兄弟单位会说出真相，但事后我欣慰地发现，我们都很默契地保持了相同的口径。
从此黄荣军再也没有要求政府评自己为见义勇为。我们经常跟政府机构打交道，所以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我们其实都知道，如果他继续争取，还是很有希望成功的。但他并没有听从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私下里，也并不希望他真的被评上见义勇为，因为只有当他这样一个英雄遭遇到不公正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他才具有新闻价值。如果一切都让他得偿所愿，那么这种新闻也就没有任何争议性了。作为媒体，我们不追求公正，我们只追求关注度。他用自己的人生演出一幕真实的悲剧，而我们负责用镜头与文字将他记录下来，以提高报纸的订阅率。这种话虽然残酷，但不能不说这就是我真实的看法。
在那段期间，由于他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所以他父亲心脏病复发的时候，家里没钱做昂贵的心脏搭桥手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父亲死掉了。那天我正好在医院进行跟踪采访，平时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会很配合地回答，唯独这次他拒绝了采访。他背对着我，眼里含着泪水。在场的几个记者，有眼窝浅的，居然哭了出来。这种行为看似具有人情味，但在我看来，这样并不是一种很专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