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兮聽他這麼說，不知道這算是哪一出，只等著吳予培發話。吳律師卻是略一沉吟，才道：“周小姐是我事務所里的幫辦，曾在日內瓦公使團做過外交翻譯，資歷一定是可以的。若是你們需要，費用按照一般談話計算即可。”
周子兮這才確定，吳先生老早就看見她了，此刻幾句話卻說得好像只是隨手兜來一筆生意。這舉動擱在別人身上或許十分平常，但吳予培不一樣，她不禁覺得其中別有深意。
高官聽身邊兩個人都這麼講，又看看周子兮，覺得未嘗不可，點頭道：“那好，就麻煩周小姐做審訊通譯。事情問清楚之後，也就可以放人了。”
不等周子兮反應，吳予培又關照了幾句：“你在此地做事，就得守著巡捕房的規矩，只做通譯即可，他們說什麼，你就譯什麼，別的都不用講。結束之後就回事務所，書業公會的案子還要開個會。”
話說得言簡意賅，恰如師父教導徒弟。而這徒弟也聽話應下，心裡卻很清楚，書業工會並沒有什麼會要開，審訊室等著她的絕不是做通譯這麼簡單。
高官隨即叫過一個名叫杜朗的班長，讓他帶周子兮上樓。臨走，周子兮又看了吳予培一眼，見他也正望著自己，神色平常。那目光倒是叫她也鎮定了一些。
杜朗班長膚色黎黑，留著厚厚唇髭，大約有些北非血統，來上海之後很是過了幾年好日子，身胚粗壯了一圈。他領著周子兮沿捕房中間寬闊的回字型樓梯上去，一直到了三樓。看到牆上的指示牌，周子兮方才意識到自己已身在政治處。
“是什麼案子？”進審訊室之前，她開口問了一句。
杜朗回頭看了她一眼，只當她是緊張，隨口解釋：“裡面也是個女人，持美國護照，您不用怕。”
“她犯了什麼事？”周子兮又問。
杜朗猶豫了一下，似乎不該說，但終於還是說了：“華界那邊有線報過來，說她參與煽動罷工與遊行，我們也只是例行問話。”
“什麼遊行？”周子兮繼續。
“抗日？或者要求南京釋放政治犯？無非就是那些事。”杜朗回答。
周子兮點頭，這幾句對話叫她察覺到些許性別優勢。杜朗這樣的人都樂意給她行些小方便，也都不拿她當回事。她忽然明白，這或許就是吳予培把這件事派給她的原因，但心中又有種宿命的諷刺——她到法國的第一站便是馬賽，至今還記得自己在碼頭上宛若聽到天書般的惶惑，而杜朗偏偏就是馬賽人，口音很重。
正想著，杜朗已經伸手推開審訊室的房門，沒有給她再提問的機會。只見房內坐著兩個人，是另一名法國探員與杜朗所說的那個女人。周子兮跟在杜朗身後走進去，直到他拉了張椅子坐下，她眼前沒了那一片寬闊身胚的遮擋，才看清對面那個女人的面孔，分明就是寶莉華萊士。
幾年過去，寶莉變了許多，臉頰瘦得輪廓分明，衣著也不比從前驚世駭俗，倒像是女校里學監。但周子兮知道自己不會認錯，她怔了怔，不算太久。兩名警員只當她生嫩，杜朗指了指旁邊一張凳子，要她坐在那裡。她聽話地坐下，在面前展開簿冊，整理紙筆，找機會抬頭才看了一眼對面。寶莉十分平靜，似乎根本就不認識她。
審訊開始時，她心跳得厲害，起初以為自己做不到，結果那一問一答卻是出奇的簡單。
“您叫什麼名字？”杜朗問。
周子兮將這句話譯做英語，旁邊的警員則用法語記錄下來。
“傑西泰勒。”寶莉回答，十分自然。
“從哪裡來？”杜朗又問。
“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