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问题是很复杂。所以我们要求公安干部必须和医生一样，要经过仔细的诊断，然后才能慎重地下药，绝不能只看事物的现象而不求本质。要不，那就会把案子弄错，甚至冤枉好人。”县委书记说。
“是呀!所以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既要‘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又要‘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马处长态度严肃地补充了两句。
“马处长，××市东北路第三饭店那个刘传芬的情况侦察清楚了吧?”赵科长问道。
“我已布置公安局进行了侦察，据侦察了解：这个家伙也是‘保密局’的潜伏特务。看样子他那里是敌人的联络点。”
“不知道他现在表现怎样?”赵科长又问了一句。
“这个人现在表现很消沉。他的老婆得了子宫瘤病，刚刚开刀不久，现在还住在市立医院里，也可能是为这件事担忧。”
“请问马处长，他有什么社会关系没有?”赵科长又以请示的语气问道。
“社会关系并不多。就有一个内兄，是他老婆的哥哥名叫孙福海，在第三饭店当副经理，又是饮食业工会的副主席。孙福海历史上没什么问题，现在表现也很好。看样子他对刘传芬的政治情况是不了解的，因为刘传芬在一九五一年才和他妹子结婚。我已经找孙福海谈过话，他愿意帮助我们了解刘传芬的问题。这个人的立场是很坚定的。”
“马处长，这个案子能不能争取快一点破?”县委书记说。
“是啊，我们尽量争取早日破案。只要把敌人的全部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弄清，那就可以破案。但是，敌人是搞武装行动的，我们必须很快破案，必须行动在敌人的前面!”马处长态度沉着地用手指敲着桌子。稍停一会儿，他又说：“为了推动侦察工作的深入发展，我准备在刘传芬的身上弄些情况，问题就在于现在是否具备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