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左右，我在客厅中，正在整理我的笔记，尼摩船长打开门进来了。我向他行个礼。他回答我一个礼，这是一种差不多看不出来的礼，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继续做我的工作，心中希望他对于昨夜的特殊事件可能给我解释一下。
但他一声不响。我注视他看来他的面容好像很疲乏的样子：他的眼睛发红，睡眠没有让它们恢复过来：他的脸色表示深深的忧愁，真实的苦痛。他走来走去，坐下去，站起来，随意拿起一本书，立即又放下，看看他的各种器械，但不作经常要作的记录，好像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的样子。后来他向我这边走来了，他问我：
“阿龙纳斯先生，您是医生吗？”
我真没想到他忽然提出这一问题，我看他一下，没有立刻答复他。
“您是医生吗？”他又说，“您的好些同事，像格拉地奥列①，摩甘一唐东②，以及其他的人都曾经学过医。”
“不错，”我说，“我是大夫和住院医生。我到博物馆当教授之前，曾经行医好凡年。”
“很好，先生。”
我的答复显然使尼摩船长满意。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到这事，我等他提出新问题来，自己可以随机应变地答复。
“阿龙纳斯先生，”船长对我说，“您愿意来治疗我的一个船员吗？”
“您这儿有病人吗？”
“是的。”
“我就跟您看去。”
“请跟我来吧。”
我得承认，我这时心很跳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船员的疾病和昨晚的事件之间我觉得有某一种关联，这个秘密至少跟那个病人一样，盘踞在我心中。
尼摩船长带我到诺第留斯号的后部，让我走进挨着水手住所的一间舱房。
房中床上，躺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外貌坚强有力，是真正盎格鲁一萨克逊③人的典型。
我弯下身去看他。他不仅是有病，而且受了伤。他的头部包裹着血淋淋的纱布，躺在两个枕头上。我把包布解开，病人睁大眼睛看我，让我解开，一声也不说痛。
伤处看来很是怕人。头盖骨被冲击的器械打碎，脑子露出来，脑上受到了很厉害的摩擦。在有伤的脑子上面凝结着一块一块的血痕，颜色像酒槽。脑子同时被打伤又受震动。伤员的呼吸很缓慢。肌肉痉挛着，使他的脸孔抖动。
大脑完全发炎了，因此思想和动作都麻木不灵了。
病人的脉搏，我按了按，已经时有时无。身体各处，手指脚趾的尖端已经冰冷，我看出死已临头，没法救治了。我包扎好这个不幸的病人，又把他头上的纱布弄好，转过身来对着尼摩船长；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