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听后，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
一句话雷霆万钧。把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形势变得严峻起来。陈云立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
上海会议之初，胡乔木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4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已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说：我在1月份找了中央几位同志谈经济和工业问题，其中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在武昌，对是否发表1959年粮、棉、煤、钢指标问题，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今年1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毛泽东还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上海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对“大跃进”的高指标要降温的要求，鼓励提出不同意见，使“大跃进”以来居高不下的狂热有了转机。
第二部分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第13节 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
1959年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针对“大跃进”以来的财经工作出现的问题，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
陈云的这封信，是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的有效纠正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热昏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1959年4月29日和30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1959年钢铁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指标，另一个是争取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