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陈云致信周恩来，表示：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全无知识，或者知之甚少，准备学几年，总能学到一点。
但是，“四人帮”为了抢班夺权，已经按捺不住了。1974年初，他们操控“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干部，使各条战线陷入新的动乱，使刚刚好转的局势重新恶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机部讲话，楞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设备引进考察团礼品——玻壳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1974年10月又挑起“风庆轮事件”，使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受到强烈冲击，陷于停顿。
但陈云的调查研究和思索并没有停顿。他的眼光已经放得很远、放得很长了。这一时期指导外贸工作获得的宝贵经验，将要在即将来临的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洋跃进”蕴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实危险。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经济问题先讲怎么弄清“实事”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长期“左”的错误，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混乱和损失，问题成堆。
在经济工作上，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继续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结果又出现了“洋跃进”。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宣布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本来，当时经济规模已经很庞大，全国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00多个，要把这些项目搞完还要投资1650多亿元，要干3年多时间，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又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这次“跃进”，除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在建设上求洋，企图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一个现代化。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的引进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还只是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要50亿美元。其结果，遭受“文革”动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经济战线全面告急，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