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角色：“孩童视域”与“女性书写”
按照犯罪学的理论，伦理与犯罪作为两种社会现象常常是密不可分的，人的犯罪往往是由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演进而来。当这些有悖于伦理道德的行为危害到社会并触犯到法律时，这种行为就变成了违法犯罪行为。国内外犯罪学家普遍认为，几乎所有的犯罪都与其家庭相关，或直接或间接，如家庭结构的破坏、家庭教育的不当、家庭伦理的失范、家庭功能的弱化、家庭环境的异常、不良家庭成员的影响等，都是造成犯罪的重要因素。
综上，犯罪与家庭的这种关系对于凑佳苗的意义无疑是相当之大的，一是像她这样的“家庭主妇型”作家，具备跻身犯罪小说名家和社会推理派名流的潜质;二是以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来看，孩童和女性必将成为她的主要刻写对象，而家庭关系的异常和崩坏也将是建构其作品体系的最主要基石，——作者走的恰恰正是这样的道路。
在凑佳苗的小说世界中，主人公几乎清一色的不是孩童就是女性，而她对男性角色的描写也远较前两者苍白。和其他女性推理作家不同的是，作者既没有注重对母性精神的渲染讴歌，也没有放大对女性阴暗面的挖掘鞭挞;既没有对“家长—子女”、“老师—学生”等二元关系的对立予以伦理说教，也没有对犯错和叛逆的孩童进行无端指责。换句话说，其作品不是刻意以小说的艺术形式凸显各种伦理关系的紧张程度，而是从正反、对错、虚实等各个层面对社会、家庭诸面相加以“客观还原”(不带有过多作者的观点)。因此，凑佳苗的作品多以冷静的笔触抛给读者一个个问题(如城乡观念的差异、子女的精英教育、别墅公寓的不同、作品的署名纠纷、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等)，呈示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身姿，不管是“孩童视域”还是“女性书写”，都仿佛在人物角色的偏执、空虚、落寞、狂狷、纠结等非正常状态中最终孕育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来。人性的枷锁已然存在，何不把它看成引领我们奋进的光环呢?比如读完《花之链》末句“外婆的话有点淡淡的挖苦，但不知怎么地，我好高兴，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就有种“原来一切都不是无法原谅的，人生变故虽良多，换个看法便会迎向各种美好”的感觉，诚如本文开头引用的乙一所说的那样。